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与文学史上，1933年因为《鲁迅杂感选集》的出版而占有重要位置。这一年7月，瞿秋白编选的《鲁迅杂感选集》在上海由青光书局出版。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核心人物之一，1931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遭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排挤，离开权力中心，潜伏上海从事文化工作。因生活处于隐蔽状态，姓名、身份、住所均不能公开，所以《鲁迅杂感选集》的编者署名“何凝”，序言结尾处的写作地点亦假书为“北平”。瞿秋白在异常生活状态下编选当时中国文坛最具影响力的作家鲁迅的杂文集，此事本身就意味深长。《鲁迅杂感选集》的编辑、出版，是“五四”文学革命和20世纪20年代后期革命文学论争的结果，并且使鲁迅与瞿秋白合写杂文成为可能。两人的思想观念、现代政治与现代文学的关系、现代杂文与杂文美学的形成等问题，均可从《鲁迅杂感选集》及相关事实中得到有效解读。本文的解读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鲁迅杂感选集》的政治性，二是鲁迅与瞿秋白的合作杂文，三是两人对杂文文体的认识。 一、瞿秋白对“政治鲁迅”的建构 瞿秋白编选《鲁迅杂感选集》是在1933年3月至4月上旬，当时他住在上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东照里的亭子间。鲁迅在1933年4月5日写给出版人李小峰的信中说：“我的《杂感选集》，选者还只送了一个目录来，须我自己拆出，抑他拆好送来，尚未知，且待数天吧。”①可见此时杂文集的选目已经确定。一周后的4月13日，鲁迅在写给李小峰的信中说“《杂感选集》已寄来，约有十四五万字”②，可见此时编选工作已经完成。1932年之前鲁迅共出版杂文集七册，《鲁迅杂感选集》就是瞿秋白从这七册杂文集中选出七十五篇编辑而成的。不过，该书名之曰“鲁迅杂感选集”，却不能单纯作为鲁迅的作品来阅读，因为其中有瞿秋白的介入，包含着瞿秋白的主体性。瞿秋白为阐述自己的鲁迅观撰写了一万六千余字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以下简称《序言》)，所选篇目也是基于其鲁迅观与政治文化立场。换言之，这些杂文的作者是鲁迅，但《鲁迅杂感选集》的“作者”是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由两部分内容构成：一部分是瞿秋白的《序言》，另一部分是鲁迅的杂文，因此，该书的思想蕴涵存在于两部分的对话关系中。因此，该书存在着二重主体性——鲁迅的主体性与瞿秋白的主体性。书中的鲁迅并非自在的鲁迅，而是瞿秋白理解、选择、呈现的鲁迅。 瞿秋白编选《鲁迅杂感选集》，建构的主要是“政治鲁迅”。《序言》作为“鲁迅论”，开头就旗帜鲜明地强调文艺的政治性，指出： 革命的作家总是公开地表示他们和社会斗争的联系；他们不但在自己的作品里表现一定的思想，而且时常用一个公民的资格出来对社会说话，为着自己的理想而战斗，暴露那些假清高的绅士艺术家的虚伪。高尔基在小说戏剧之外，写了很多的公开书信和“社会论文”(publicist article)，尤其在最近几年——社会的政治的斗争十分紧张的时期。③ 瞿秋白在这里阐述的是一种政治文学观(或曰“革命文学观”)，他以高尔基为例并且引用卢那察尔斯基的话，表明其所受苏俄文学的影响很大。这种政治文学观是瞿秋白鲁迅论的基点，基于此，他发现了鲁迅杂文所具有的历史性与现实性的双重政治价值——即《序言》所说“现在选集鲁迅的杂感，不但因为这里有中国思想斗争史上的宝贵的成绩，而且也为着现时的战斗”，进而提出《序言》的核心问题——“鲁迅是谁？” 就这一问题，瞿秋白自问自答，通过细致的阐述，归纳出两段著名的鲁迅定义： 鲁迅是莱谟斯，是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浪漫谛克的革命家的诤友！他从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怀抱。 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 这样，瞿秋白建构起自己的“政治鲁迅”，关键词是“阶级论”“战士”“革命传统”“新的阵营”等。《序言》最后将鲁迅的革命传统归纳为四条——最清醒的现实主义、“韧”的战斗、反自由主义、反虚伪的精神，而且给每一条都加了着重号，但更应注意的是，这四条被置于“革命传统”与“集体主义”的大框架下。进行这种归纳前，瞿秋白说：“历年的战斗和剧烈的转变给他许多经验和感觉，经过精炼和融化之后，流露在他的笔端。这些革命传统(revolutionary tradition)对于我们是非常之宝贵的，尤其是在集体主义的照耀之下。”可见，“集体主义”是基本的政治理念，相继的四条不过是实现这种政治理念的路径或手段。 瞿秋白论述四条鲁迅传统的论据是杂文，即其“政治鲁迅”是用杂文建构起来的，因此，《鲁迅杂感选集》所选杂文大多含有战斗性与阶级性，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革命文学论争之后的杂文，如《无花的蔷薇》《记念刘和珍君》《文学和出汗》等。个别缺乏政治正确性的杂文虽然入选，但瞿秋白做了批判性分析。例如《序言》中的这段话：“这些早期的革命作家，反映着封建宗法社会崩溃的过程，时常不是立刻就能够脱离个性主义——怀疑群众的倾向的；他们看得见群众——农民小私有者的群众的自私，盲目，迷信，自欺，甚至于驯服的奴隶性，可是，往往看不见这种群众的‘革命可能性’，看不见他们的笨拙的守旧的口号背后隐藏着革命的价值。鲁迅的一些杂感里面，往往有这一类的缺点，引起他对于革命失败的一时的失望和悲观。”研究者已经指出，这一批评是针对《鲁迅杂感选集》所收的《太平歌诀》的④。《太平歌诀》一文写于1928年4月10日，不仅指出了民众与革命者的隔膜、民众的麻木，而且批评革命文学家不敢、不愿正视这一事实。这篇杂文的主题与鲁迅的短篇小说《药》相近。但是，在瞿秋白看来，此文表现了鲁迅的“个性主义——怀疑群众的倾向”和“对于革命失败的一时的失望和悲观”。这种批判性分析，显然是为了给将从《鲁迅杂感选集》中读到这篇杂文的读者打预防针。朱正认为《鲁迅杂感选集》未收鲁迅的《随感录·四十八》《战士和苍蝇》等文“未免有点可惜”，并且指出：“《三闲集》里的《“醉眼”中的朦胧》和《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是当年革命文学论战中的重要文献。就因为文章所批评的成仿吾、钱杏邨都是瞿秋白的同志，这两篇瞿秋白就没有选入了。”⑤应当认为，瞿秋白的这种取舍同样是其基本的政治文化立场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