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日记》是文学作品。这个判断是不是没有意义呢？当然不是。因为，我们的阅读可能把它视作其他——比如“反封建”的战斗檄文，比如勘定“传统文化”的诊断书，那样的“读法”其实已经开始改变了它的“文学”属性，成为另外的需要——例如，认定封建社会罪恶本质、揭示传统文化特征——的文字根据，虽然同为“文字”作品，但是作为社会文献特别是历史文化文献与作为“文学”文献，其形态却是大相径庭的。对于“文学”而言，那段历史的“事实”固然重要，但更为关键的却是写作者自身的情感态度和情绪反应，这里固然也有写作者对历史性质的判断，但这样的判断却与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的严格的学术结论不同，更属于个人直觉体悟的表达，文学的写作与情感的结论，不必以理性的周全取胜，不必求诸于学术探讨的逻辑、文献使用的规范，它的主要价值还是体验的独特性，在这里，个体情绪的锐利乃至偏激是得益于体验的独特力量的。文学的表述自然也呈现为某种思想，但是这里的思想也不是以社会“公认”为最大诉求的理论自洽，而是以个人独创的启迪为目标的力量的传达。 提醒这样一种区别，乃是为了指出：我们过去对《狂人日记》的解释常常忽略了它的“文学”属性，匆忙地急切地将它作为社会历史判断的权威文献，而后来引发的种种质疑和批评其实也依然尊奉了这样的思维。也就是说，我们还是不够重视《狂人日记》的文学性，没有沿着文学的脉络来触摸鲁迅的情感独特性。 众所周知，1918年《狂人日记》发表之后，最早评论的文字出现在1919年2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二号，这就是傅斯年署名为“记者”的《书报介绍》，它称《狂人日记》“用写实笔法，达寄托的(Symbolism)旨趣”。在这里，《狂人日记》便被视作“写实”了。两个月后，傅斯年再署名“孟真”，在《一段疯话》中将“狂人”的言行当作现实的指导，从而开启了从现实社会需要来认可“狂人”思想的道路：“我们最当敬从的是疯子，最当亲爱的是孩子。疯子是我们的老师，孩子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带着孩子，跟着疯子走，——走向光明去。”①七个月后，吴虞《吃人与礼教》一文更将阅读的启示直接指向对“礼教”的批判。②如果说，傅斯年、吴虞的随笔式评论分明还是对文学创作的激情体悟，那么越到后来，人们越倾向于从对现实的社会文化的理性定性中理解《狂人日记》，无论是对它“反封建”的高度肯定还是如钱杏邨一般有所挑剔。 一个世纪以来，我们都不断从鲁迅的小说中汲取现实判断的资源，将狂人视作鲁迅考察中国现实与中国文化的代言人，以致在这位“代言人”的性质认定上也时有争论：“狂人是谁？狂人是否真狂？回答不外四种，一是并未发狂或只是佯狂的战士，二是真的发了狂的战士，三是寄寓了作者思想的普通的精神病患者，四是同样寄寓着作者思想的具有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半狂半醒者。”③这些讨论固然反映了中国学界数十年在阅读《狂人日记》方面“读书之细、态度之诚、用功之深”，但平心而论，其中相当多的推测还是将“文学叙述”与现实判断混淆在一起了。回到文学的世界里，许多疑问其实并不存在：狂人当然是确确实实地“发狂”了而非“佯狂”，否则他就是一个“别有用心”的人！他“真的发了狂”但却不是刻意的“反封建反传统”的“战士”，“狂人”的“吃人”发现在文学的逻辑上就是疾病状态下的“洞见”，而不是现实层面的颠覆制度的文化反叛——尽管文学的“洞见”带给了我们深远的思想启示；至于称之为“民主主义思想”、“半狂半醒者”等，都是将“洞见”的启示与现实的人物定位混为一谈了。 回到“文学”的《狂人日记》，我们恰恰可以获得理解的宽阔与自由。 《狂人日记》的核心判断是“吃人”，在小说中，这一“吃”的意象和词语一共出现了七十六次，包括咬、嚼、咽、食、舐等相关的表达。鲁迅几乎是调动各种情绪、取法各种角度、探入各种层面述说“吃人”的无所不在，整个《狂人日记》就是不断营造一个摆不脱、挣不开的严密的“吃人”氛围。如何理解这样的“吃人”呢？我们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的“读法”。 作为历史文化文献的阅读，“吃人”就是鲁迅所要揭露的旧制度的本质，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特征的重要发现，而来自“中国现代伟大的思想家”的结论无疑便成了一切历史批评和思想斗争的有力支持，在这个时候，鲁迅判断的尖锐性也让我们无暇顾及情感的复杂性与文学表达的特殊性，几乎是径直吸取了鲁迅的结论，剩下的工作就成了努力佐证这一结论的正确性而不是剖析这一表述的复杂与多层意蕴。“文学”的《狂人日记》就这样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遮蔽了。 作为“文学”的《狂人日记》，则不是鲁迅的学术笔记，而是对自己感受的记录。感受自然也是立足于“事实”的，但是却不会是对所有历史事实的搜集和呈现，理所当然地，它将筛选出那些最触目惊心、最难以忘怀的事实，而筛选则与作家自身的人生观念密切相关。所以说，作为文学的《狂人日记》理所当然是对历史的某种选择，对这样的“文学”加以评价，依据就不应该是它所摄取的现实事实的比例，而是作家认知的真切性。 今天，一些学者特别是海外汉学家评价“吃人”一说，他们认为鲁迅对如此丰富的中国文化竟然作出了如此简单的判决，分明有“以偏概全”之嫌疑，至少也属于一种“不完全概括”。这就是将小说当作了学术文献。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大陆，一些深味于中国社会苦难的学者也答之以惊心动魄的“事实”，其中，最有感染力的是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的论述。钱理群先生在《话说周氏兄弟》一文中沿用鲁迅文学的笔法，通过这样一些局部的但又是惊人的事实唤起我们对日常处于被遮蔽状态的“吃人”现象的感受。人生有各种现象，衣食住行，吃喝拉撒，但并不是每一种现象都能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占据着同等的分量，有一些可能会平淡如水，随风而散，有一些则可能会铭心刻骨，历久弥新，例如，因为生命问题而引发的事实就会格外深刻地镌刻下来，因为我们本身也是一种生命现象，关注其他生命的遭遇就是关注我们自己。也就是说，并不是人生世界与人类社会的每一部分都可能在我们的主观感受中拥有同等的位置，那些联系着我们生存发展核心事实的东西理所当然地会被我们的心灵“放大”，这是人类的天性使然，在我们的主观感受的世界里，为生命的遭遇保留了更多的位置，这当然不能视作人类的“偏心”，而恰恰是最合理的“正常”。如果是这样的话，作为一个以表现主观感受为己任的作家，将人类的这一份正常的关注置于首位加以充分的表现，我们能够指责这一判断的“偏激”和“不完全”吗？阅读《狂人日记》之时，我们千万要牢记两个最重要的前提：其一，这是一个珍惜生命的人在珍惜我们共同的生命，其二，这是一部以表现人的主观感受为己任的“文学作品”，而不是关于中国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对于文学作品而言，深刻的独特的判断归根结底都是作家从某一角度感知人生的结果，这里已经无所谓了什么“偏激”！钱理群先生以“复原”作家鲁迅的精神体验的方式，为《狂人日记》的“吃人”宣判寻找了有力的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