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懋庸(1910-1977)，浙江上虞人。他同鲁迅之间的个人交往开始于1933年11月，是他将所译《托尔斯泰传》寄赠鲁迅。这件事，《徐懋庸回忆录》里说： 11月间，我翻译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托尔斯泰传》出版，就寄了一本给鲁迅，并提出其中两个用拉丁字拼音的日本人名的汉字写法。鲁迅于15日收到我的信和书，当夜就作复，并对我没有问到的人名，也给了指示，可见他是把书即时浏览一过的。他这种精神使我非常感动。17日和19日，他又给我两封信，更正了他15日信中答复的一个错误，并指出我的一句译文的错误。在此以前，我虽早已知道鲁迅对于青年非常热情，办事很认真，但这回自己亲身感受到，就特别觉得亲切了。 此后两人间的书信往来就颇为频繁了。《徐懋庸回忆录》里接着说到一件事： 同年12月间，关于一个文艺理论的问题，我同韩侍桁发生了争论。我于18日写信给鲁迅，希望得到他的指示，并请示关于文艺理论有什么日文书可读。他于20日复信。关于第一个问题，他说：据我看来，先生的主张是对的。而比较详细地谈了他自己的观点。关于第二个问题，他介绍了六种书，首先是关于世界史的，他说：“首先是改看历史，日文的《世界史教程》(共六本，已出五本)，[这是苏联人编的——作者注]，我看了一点，才知道所谓英国美国，犹如中国之王孝籁而带兵的国度，比年青时明白了。”“其次是看唯物论”，然后是文学史，最后是文艺理论。从这个书目的次序，可以看出鲁迅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首先是历史，然后才是理论。此信最后说： 中国的书，乱骂唯物论之类的固然看不得，自己不懂而乱赞的也看不得，所以我以为最好先看一点基本书，庶不致为不负责任的论客所误。 这是何等重要的指示啊！ 徐懋庸和鲁迅的第一次见面是在《申报·自由谈》编者黎烈文邀集撰稿人在古益轩聚餐的席上。因为他也是《自由谈》的经常撰稿人，所以得以被邀请了。在《徐懋庸回忆录》里还谈到达天的一件趣事： 1934年新年，1月6日，黎烈文邀请《自由谈》的十来个撰稿者聚餐，其中有鲁迅、郁达夫、曹聚仁、陈子展、唐弢、周木斋、林语堂……也有我。这是我第一次同鲁迅先生见面(同其他诸人也是第一次。又，在此以前，我于1927年秋在上海劳动大学听过鲁迅先生的演说)。林语堂晚到，那时大家已经入席了。他坐下之后，就对鲁迅先生谈起来，他说：“周先生又用了新的笔名了吧？”因为当时鲁迅的笔名，是经常改变的。鲁迅反问道：“何以见得？”林语堂说：“我看新近有个‘徐懋庸’，也是你。”鲁迅先生哈哈大笑起来，指着我说：“这回你可没有猜对，徐懋庸的正身就在这里。”大家也笑了起来。 5月，《自由谈》编者黎烈文被迫去职。这时，徐懋庸的回忆录里说：“左联”想办一个半月刊，代替《自由谈》这个阵地。恰好有一个惯于投机而不负责任的“光华书局”，愿意出版这个刊物，且想利用《自由谈》在群众中的影响，力主定名为《自由谈半月刊》，“左联”就叫我担任编辑，我将这事请示鲁迅。他于5月26日的复信中说： 来示谨悉。我因为根据着前五年的经验，对于有几个书店的出版物，是决不投稿的，而光华即是其中之一。 他们善于俟机利用别人，出版刊物，到或一时候，便面目全变，决不为别人略想一想。例如罢，《自由谈半月刊》这名称，是影射和乘机，很不好的，他们既请先生为编辑，不是首先第一步，已经不听编辑者的话了么。则后来可想而知了。 我和先生见面过多次了。至少已经是一个熟人，所以我想进一句忠告：不要去做编辑。先生也许想：已经答应了，不可失信的。但他们是决不讲信用的，讲信用要两面讲，待到他们翻脸不识时，事情就更糟。所以我劝先生坚决的辞掉，不要跳下这泥塘去。 先生想于青年有益，这是极不错的，但我以为还是自己向各处投稿，一面译些有用的书由可靠的书局出版，于己于人，益处更大。 这个计划中的《自由谈半月刊》后来还是用《新语林》半月刊的刊名出版了。还是由徐懋庸编辑。可是情况就和鲁迅这封信里预言的一样。不久徐懋庸干不下去了，只好辞职，第5期起由庄启东接编。鲁迅在9月20日给徐的信说： 先生去编《新语林》，我原是不赞成的，上海的文场，正如商场，也是你枪我刀的世界，倘不是有流氓手段，除受伤以外，并不会落得什么。但这事情已经过去了，可以不提。不过伤感是不必的，孩子生疮，也是暂时的事。由我想来，一做过编辑，交际是一定多起来的，而无聊的人，也就乘虚而入，此后可以仍旧只与几个老朋友往还，而有些不可靠的新交，便断绝往来，以省无谓的口舌，也可以节省时间，自己看书。至于投稿，则可以做得隐藏一点，或讲中国文学，或讲外国文学，均可。这是专为卖钱而作，算是别一回事，自己的真意，留待他日发表就是了。 徐懋庸在回忆录里说： 这信的后半段，当时看了虽然很感动，但没有体会它的深意。现在联系别的许多事情想来，鲁迅先生那时是认为我是一个努力上进的青年，可以培养的，对我期望颇殷，爱护甚深。他起初坚决反对我编《新语林》，但当我编了起来之后，他则大力支持，并多所指示，这固然是以事业为重，但也是出于对我的爱护。他曾对我说过，有不少“左翼”作家，只“左”而很少“作”，是“空头文学家”，而对于我的每年至少译一本书，而且文章写得不少，颇致赞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