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百年来中国人民遭受的屈辱、苦难终于过去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诗人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都沉浸在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之中，胡风在其长诗《时间开始了》中也发出了热烈的、庄严的呼唤： 当年在地狱门上写下了一句金言： “到这里来的， 一切希望都要放弃！” 中国人民底诗人毛泽东 在中国新生的时间大门上面 但丁没有幸运写下的 使人感到幸福 而不是感到痛苦的句子： “一切愿意新生的 到这里来罢 最美好最纯洁的希望 在等待着你！” 胡风不仅是热情奔放的诗人，而且是见解深邃的诗歌理论家。他有句名言：诗人和战士是一个神的两个化身。他对“第一义”的诗人的强调：“有志于做诗人者须得同时有志于做一个真正的人。无愧于是一个人的人，才有可能在人字上面加上‘诗’这一个形容性的字，一个真正的诗人决不能有‘轻佻地’走近诗的事情。……只有人生至上主义者才能够成为艺术至上主义者。”①吊诡的是，身兼诗人与诗歌理论家的胡风，在满怀激情写下《时间开始了》不久竟然被他歌咏的对象打成“反革命集团”的首领，锒铛入狱，二十余年后才得以平反，恢复了他诗人和文艺理论家的身份和应有的荣誉。胡风的遭遇，无疑地给那个时代的诗人和诗论家的心中投射下长长的阴影，有形无形地制约着中国当代新诗理论的发展。 1949年6月，郭沫若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做了充满激情的发言：“我感觉着，今天的新政协筹备会的开幕，正好像在黑暗中苦斗着的太阳，经过了漫漫长夜的绞心沥血的努力，终于吐着万丈光芒，以雷霆的步伐，冒出地平线上来了”，“这是规模宏大的新民族形式的史诗的序幕，是畸形儿的旧民主主义转换到新民主主义的光荣的开始”。② 1949年7月2日至19日，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国民党统治区与解放区的长期被分割开的两支文艺大军胜利会师了。朱德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致辞，周恩来在大会上做了政治报告，毛泽东也亲临会场向与会者致意：“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再讲一声，我们欢迎你们。”③大会还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等其他协会，作为党领导下的全国性的文艺组织。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确定为新中国文艺的方向。周扬在大会报告《新的人民的文艺》中斩钉截铁地指出：“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④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1950-1970年代中国新诗理论的影响是深远的，是决定性的。此外，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在其书信、谈话和会议发言中，也曾多次谈过他对诗歌的看法，这同样对1950-1970年代的中国诗坛产生了重要影响。1938年，毛泽东指出：“诗的语言，当然要以现代大众语为主，加上外来语和古典诗歌中现在还有活力的用语。大众化当然首先是内容问题，语言是表现形式。要有民族风味，叫人爱看、爱诵、百读不厌。”⑤1942年1月31日，毛泽东在给“路社常务委员会”的信中说：“问我关于诗歌的意见，我是外行，说不出成片段的意见来。只有一点，无论文艺的任何部门，包括诗歌在内，我觉得都应是适合大众需要的才是好的，现在的东西中，有许多有一种毛病，不反映民众生活，因此也为民众所不懂。适合民众需要这种话是常谈，但虽常谈却很少能做到，我觉得这是现在的缺点。”⑥1957年1月14日，毛泽东在与臧克家、袁水拍谈话中，谈及新诗太散漫，记不住，应该精练，大体整齐，押大体相同的韵并建议搞一本专为写诗用的较宽的韵书“新诗韵”。⑦1958年3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立的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⑧毛泽东的成都讲话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新民歌运动并随之引发了关于诗歌发展道路的讨论。1965年7月，毛泽东写信给陈毅再次强调自己对新诗的看法：“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取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⑨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毛泽东的新诗主张，总体上确立了1949-1976年间新诗创作与新诗理论的大致走向：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大众服务，诗人和文艺工作者要加强思想改造，要深入工农兵的生活，与人民群众密切结合。反映在创作上就是应该坚持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走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新诗要在民歌与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 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的精神在诗歌界很快就得到了反响。1950年1月，有两家诗歌刊物，一家在北京，一家在上海，同时创刊。 在北京创刊的是《大众诗歌》，其前身是1948年8月由北京大学学生赵立生发起创办的《诗号角》。在赵立生执笔的发刊词《前奏》中，有这样的话：“让我们在号音里，循着人民的道路进军。让我们在号音里，对准我们共同的目标射击。”⑩这一刊物在北京和平解放前出版了四期，其作者以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为主体，冯至、李瑛、青勃等曾为刊物撰稿。北京和平解放后，田间、苏金伞、沙鸥等参加了《诗号角》编辑工作，又出版了四期。“在解放后出版的这四期中，可以明显看出当时一些诗人在创作中的困惑。苏金伞在《诗号角》第六期《编后》的一开头就说：‘不少的诗歌工作者目前正感到痛苦。原因是：一方面想面向广大工农兵，但对于工农兵的生活，思想，感情又体会不深；一方面对于自己的语言，形式等，早就发生了怀疑，于是，造成了当前一部分诗人的沉默。这种痛苦我们也正在身受。’”(11)1949年11月出版了《诗号角》第8期以后，“有些诗人(主要是沙鸥)甚至认为《诗号角》这个刊名也不够大众化，不易为工农兵所理解，于12月改组，成立《大众诗歌》社”，“由艾青、田间、臧克家、王亚平、沙鸥、晏明、马丁、赵立生等十人组成编委会，王亚平和沙鸥主编”。(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