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是钱锺书唯一完成并出版的长篇小说，最初连载于李健吾主编的《文艺复兴》杂志，广受好评；1947年成书，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发行，连印三版。1949年后，这本小说曾从读者的视野中消失，直到1980年才重见天日，首印13万册，顷刻售罄，截至2008年，销量已达392万册。值得一提的是，当年从故纸堆中打捞起这部现代文学经典的，并非中国的文学史家或批评家，而是美国汉学家夏志清教授。 1961年，夏志清出版英文版《中国现代小说史》，称《围城》为“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也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①，影响极广，后催生了《围城》的英、俄、德、法、日等外语译本。1979年，钱锺书赴夏志清所在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交流，演讲赢得满堂喝彩。据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江秉祥回忆，正是钱锺书享誉海外的新闻报道，促使他向有关部门提议重版《围城》，终获通过②。而从1949年《围城》绝版到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这整整31年间，并没有一部中国内地版现代文学史著提及钱锺书及其《围城》。因此，当时的苏联学界甚至有“中国把钱锺书活埋了三十年”③的说法。 一部书受读者好评，却不入文学史家法眼，拟属常见。比如西方文学史家不会错失塞万提斯的名著《堂·吉诃德》，但被塞万提斯的同时代人所青睐的另一些“正统”骑士小说，却未必能进入学术视野。中国现代文学史著错失《围城》一案，恐不属此例。 现代文学史家唐弢在1946年曾任《文艺复兴》编辑，经手了《围城》的连载。他回忆：“当时读到原稿，几个人都很满意。这个小说是写得不错的，我个人认为锺书写知识分子形象很有特点。”④1982年，唐弢撰文《四十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学》，大赞《围城》的比喻“取譬贴切，妙趣横生”，能“显示作家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的修养”；讽刺则令读者“于淋漓尽致中感到一阵痛快之后，仍然需要仔细地去思索，去回味”；而心理描写更是全书“最大的成功”，其中有些刻画，妙到“简直匪夷所思”⑤。看来，唐弢很喜欢《围城》，但蹊跷的是，在他主编的1979年版《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里，却不见钱锺书及其《围城》的踪迹。这不禁让人想起《倾城之恋》白流苏的那番感慨：“他爱她，然而他的爱不过如此。” 范柳原喜欢白流苏，但婚姻则需顾忌太多事，所以他无法下决心给她正室的名分。同样，唐弢喜欢《围城》，却仍未将其纳入自己主编的文学史教程，恐怕也是因为有所掣肘。1982年5月《文艺报》开座谈会，讨论“关于现代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人王瑶承认，有些作家在1949-1979年间“没有得到我们应有的重视，确实与‘左’的影响有关系，是我们工作的缺点”；“过去‘左’的框框的影响还存在着”⑥。唐弢补充说：“左、中、右的文学，我们只谈了左，中的就谈得很少了，右的更少。知己知彼，我们没有知彼，这是一个毛病。”⑦言下之意，阻碍《围城》入现代文学史教程的，就是“左”的框框。那“左”的框框究竟是指什么？它是如何作用于文学史写作，从而将《围城》拒之门外呢？这正是本文想要探究的。 王瑶承认，现代文学学科在1980年前，曾受制于“左”的框框。此框框就是“修史”二字。温儒敏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把历史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很自然也就提出了为前一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修史的任务，研究‘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发展历程，也就被看做是这修史任务的一部分。”⑧其操作方法分三步走：1.将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大致平行发生的文学史命名为“新民主主义文学史”，或“以新民主主义文学为主流”的现代文学史；2.遵照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定义，将“新民主主义文学”定义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3.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为标尺或模具，去挑选、批评与阐释现代作家及其作品，这就是1980年前，现代文学史书写的主要任务。这叫“以论带史”，此论，即“新民主主义论”。 中国现代文学，曾有“新文学”的别称。1949年7月，郭沫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作总报告，将“新文学”的这个“新”字，定义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缩写。他说： 我们常常喜欢说“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这个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到底新在哪里？和以前的文艺有什么性质上的不同？ 这个问题，曾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是了解得并不明确或者并不完全的。这个问题，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以后，才得到了最科学的说明。在那部名著里面，毛泽东主席指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他用最简单的话概括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国革命这种性质就决定了中国新文化和新文艺的性质。这就是说，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化已经不是过时的旧民主主义的文化，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艺已经不是过时的旧民主主义的文艺，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文艺。这就是五四以来的新文艺新的地方。这就是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和以前的文艺在性质上的区别。⑨ 周扬在20世纪40年代曾撰《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尝试过并轨“新文学运动史”与“新民主主义革命”这对大概念⑩，但作为以“正式形式裁定的结论，对现代文学传统第一次作了统一而鲜明的解释”的，仍得归功于郭沫若这一“总报告”。从此，“新民主主义”的现代文学观就成了现代文学史著写作的“中心思想。”(11) 1950年5月，中央教育部颁布《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要求高校开设中国新文学史课程。随后，李何林、老舍、蔡仪与王瑶共同商议完成了《〈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该大纲指出，学习新文学史的目的，在于了解新文学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新文学不是“白话文学”“国语文学”“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而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学；新民主主义文学最大的特点，是无产阶级的领导(12)。1951年，王瑶著《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卷出版，开篇便提出新文学史“必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一部分，是和政治斗争密切结合着的”(13)，成为现代文学学科的奠基作。王本之后，学科遭遇数次风波，“例如就所评述的作家来说，1955年因为胡风事件而去掉了一批。1957年又去掉了一大批。到了文化大革命，就只剩下鲁迅一人了。”(14)直至1978年才重整旗鼓，集结起1964年一度被冲散的唐弢主编团队，继续《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若死抠时间节点，当承认1979年出版的唐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属于改革开放后的产物。但鉴于饱经沧桑后的世故与谨慎，作为“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的高等学校中文系教材”的唐本倾向于“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尽量采取大家的公论”(15)，而全力避免一家之言。因此，唐本更宜被看作“开放前”学科(指1949-1979年间的现代文学学科)的收官暨集大成之作。唐本仍视现代文学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现实土壤上的新的产物”，强调其中“居于主导地位、占有绝对优势并获得了巨大成就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亦即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学”，并提出“与人民革命事业血肉相连、休戚与共，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彻底揭露、坚决斗争，对社会主义前途衷心向往、热情追求，这就是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新时代所赋予革命文学的鲜明思想标记，也是现代文学之所以有别于近代文学的根本标志”(16)，从而完成了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这一模式的全面对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