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文革”题材的电影、电视剧虽然数量少得可怜，但是每播出、放映一部总是会引起很热烈的讨论。从2012年梁晓声的电视剧《知青》到2014年张艺谋的电影《归来》，再到2017年冯小刚的电影《芳华》，无不如此。关于《归来》的讨论中有人通过与反思文学的比较来分析陆焉识的形象，①认为“伤痕文学”的主调是所谓反思：当年我们投身并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美好的，但为什么却会遭遇政治压迫？党是母亲，但母亲为何会对亲儿女如此残酷？我是革命的儿子，革命为什么吞噬自己的儿子？也就是说伤痕文学的反思是需要有“资格”的，反思者必须是革命队伍的成员(也就是革命/母亲的“亲儿子”)。而像电影《归来》(当然也包括小说《陆犯焉识》)的主角陆焉识这样的留美博士、教授，从来不是革命的“儿子”或内部人，他们自1949年之后就是思想改造的对象，是连鸣冤的资格和机会也没有的。②如果这些革命的“外人”也来书写“文革”，他们的“文革”书写就会是与伤痕文学不同的一番面貌。一方面，“这类人经过1950年代历次政治运动的淘洗，大多数被彻底驯化，对人对事的态度早如惊弓之鸟。少数人即使内心深处还保留着一点独立思考，那也只能让所有想法默默地腐烂在心里”，③而不会像“伤痕文学”那样浅薄地去呼喊“我控诉”(依据我下面的分析，“伤痕文学”要控诉的其实还不是“吞噬”他们的那个“革命”母亲，而是被他们归入“假革命”或“反革命”的“四人帮”及其一小撮走狗。而“假革命”或“反革命”正是当年革命组织加给他们的罪名)。另一方面，到1978年后的“后革命”时期，这类人中极少数幸存者如果有能力反思，那也不是“革命吞噬亲儿女”之类的鸣冤叫屈，而是从革命对人性的伤害的角度进行反思，而这种反思的社会条件并不具备。 这些讨论无意之中点出了大陆两类作家——革命/组织的内部人与外部人——“文革”书写的差异，可惜没有能够展开分析。本文将选择王蒙的《布礼》和《蝴蝶》、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作为革命内部人“文革”书写的代表，以杨绛的《干校六记》、郑念的《上海生死劫》作为革命外部人“文革”书写的代表，做一些对比性的分析，以期展开对这个主题的探讨。 一、复出作家与解放一代 中国当代文学史家洪子诚先生在谈到“伤痕文学”④时曾指出：“表现‘伤痕’作品的主要内容，可以大致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写知识分子、国家官员受到的迫害，他们的受辱与抗争。一是写‘知青’的命运，以高昂的热情和献身的决心投入了这场革命，却成为献身目标的牺牲品。”⑤ 洪子诚概括的这两类作品大致对应于两类作家：“复出作家”与知青作家。以知识分子、国家官员受迫害经历为题材的作品，其作者大多属于李泽厚说的“解放一代”，他们是20世纪30年代(或40年代初)出生、在文化部门任职的干部或知识分子(其中教师和编辑比较多)。⑥他们大多在50年代就开始发表作品，“反右”时被打成右派，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文革”后成为“文革”书写的主力军之一(另一个主力军是知青作家)。⑦由于有了“文革”后重新开始写作的经历，故被称为“复出作家”，如王蒙、张贤亮、林斤澜、李国文、丛维熙、方之、陆文夫、高晓声、冯骥才等。⑧由于经历的关系，其作品的主人公大多数就是上面提到的知识分子或国家干部(或两种身份兼而有之)。 洪子诚在谈到“复出作家”的政治信仰、思想倾向和文学背景时说：“这些作家的多数，是在四五十年代之交确立他们的政治信仰、文学立场的，他们投身革命政治和革命文学，接受了共产社会理想的许诺，愿意以‘阶级论’和‘集体主义’作为自己的世界观，也接受了‘服务于’政治和社会行动的文学观。”⑨这就是说，出生年代和教育背景等因素决定了他们是革命文化和革命文学(特别是苏联文学)培育的作家。尽管洪子诚同时指出：“不过，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阴影’，通过俄国、西方的古典作品，和‘五四’作家的创作，在他们的血液中流动，并在某些时期，成为思想情感中的主导因素。”⑩但相比于五四一代，这些归入“解放一代”的“复出作家”的思想背景仍然是相对简单的，其中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的成分也相对稀薄。(11) 其实不光是作家。在50和60年代历次政治运动(如“思想改造”“反右”和“文革”等)中受到牵连、批判的知识分子，很多都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干部(有些是高级干部)，是马列主义的虔诚信仰者，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的热情参与者、讴歌者或领导者。我之所以要强调这点，是因为相比党外作家(无党派或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比如本文下面要分析的杨绛、郑念、巫宁坤等)，他们是革命的“亲儿子”，组织的内部人。这个“亲儿子”内部人的身份对于他们的“文革”书写(也可扩展到对整个中国革命的书写)产生了支配性的制约和影响。(12) 最能体现这种影响的，是王蒙的《布礼》(《当代》1979年第3期)和《蝴蝶》(《十月》1980年第4期)，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收获》1979年第2期)，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收获》1980年第1期)，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十月》创刊号)以及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开拓》1985年创刊号)等作品。这些作品的作者都是“复出作家”，其主人公(很大程度上是作者的化身)都是党的忠诚干部，组织的内部人、娘的亲儿子，又都遭到组织排斥、冤枉，都因此而陷入一种深刻的身份危机，都通过所谓“第二种忠诚”(13)坚守自己原先的信仰和身份，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坚信自己的清白，坚信组织只是一时糊涂错怪了自己，最后一定会还自己一个公道，从而重建自己和组织的母子关系。与此同时，这些作品也都体现了一些共同的局限。首先，在思想上不能超越自己个人的经历和组织的意识形态来书写和反思革命，他们的“文革”书写——特别是其所宣扬的“娘打儿子”“劳动拯救”“国民党还乡团复辟”等“理论”——甚至本身就是“文革”意识形态的变相再现。其次，在叙事方法上具有过度抒情倾向。作品叙事者(一般情况下也是主人公)被组织(亲娘)冤枉后反应激烈，失魂落魄、不知所措、痛心疾首、六神无主，从而很难采用旁观者视角，其叙事无法保持距离，不能冷静、从容，经常陷入情感的过度宣泄甚至滥情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