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亲历过以往文学思潮和文学事件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有责任和义务对它们进行一次历史的回顾，否则，一切文学史的构成都会有所缺失，同时也会失去了它鲜活的生命和斑斓的色彩。 当我们重新回顾“新写实小说”发展的全过程时，站在今天的历史潮头之中，我们欣慰地看到那时候的论述至今还保有的理论生命力。当我们将其主要观点重新呈现在大家面前时，猛然意识到，这或许对文学史的重构有所裨益。 回顾亲历过的有意味的文学史，我们甚至会被自己当初的言论和观点所感动，不枉在文学的泥潭中摸爬滚打过一番。 最近，《钟山》杂志为纪念其创刊四十周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提到了《钟山》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组织策划的“新写实主义小说大联展”，考虑到这么多年来人们只是看到了它的结果，而并不知道其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的许多原委和细节，作为一个曾经与《钟山》编辑部有着许多不解之缘的作者与参与者，从个人的角度来回忆这段“新时期”文学史，也是很有必要的。 《钟山》杂志原来是隶属于江苏人民出版社文学编辑室的一个刊物，记得当时的室主任是C君，后来《钟山》杂志并入江苏省作家协会，一部分编辑随杂志到了作协，一部分留在了出版社。 《钟山》杂志有一个老编辑，是与南京大学中文系的许志英先生在1978年前后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调回江苏的，他的名字叫徐兆淮，从《钟山》创刊起，就开始了编辑生涯，从出版社到作家协会，他始终与《钟山》同命运，从一般编辑到副主编再到主编，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直至退休。我是1978年在许志英先生家里聊天时与徐兆淮相识的，那时我们聊到了许多共同关心的文学话题，也是在许志英先生的鼓励和撮合下，我们就成了共同发表文章的搭档，用当时的时髦说法就是所谓“双打选手”。兆淮也一直希望我们两个人成为《钟山》杂志的同事，缘于此，80年代中后期，江苏省作家协会决定将我调入《钟山》编辑部，那时的党组书记海啸在中山陵疗养院召见我谈话，宣布了党组的决议：调丁帆同志担任《钟山》编辑部主任(当时他又告诉了我另外两个副主任的名单)。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终于没有进入《钟山》编辑部，而是去了南京大学中文系。但是，这一时期，仍然是我与徐兆淮的“热恋期”，我们共同发表了许多文章，后来结集为《新时期小说思潮》。其中涉及对“新现实主义小说”的议题文章就不下10篇，源于80年代中期“先锋小说”异军突起，我们俩就开始在讨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未来了，因为我们始终认为“先锋文学”在中国这块土壤中是不会长久生存下去的，这样的文本在20世纪30年代的“海派文学”当中，也是昙花一现的，它们只能作为一种技术性的文本样式存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之中，现实主义永远是，也只能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流。然而怎样重新定位80年代后期的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则是一件十分艰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我们讨论过许多次，也酝酿了把全国著名的理论家和评论家请来一起研讨中国现实主义道路的会议，这就是那一次著名的“太湖笔会”。 1978至1979年，我在南京大学中文系做进修教师，指导教师是叶子铭先生和董健先生，叶先生是茅盾研究专家，作为学生，我在熟读茅盾全部作品和文论的时候，尤其是对茅盾前期作品以及前期的自然主义理论主张很有兴趣，于1979年底就动笔写了论文《试论茅盾早期的自然主义主张及其创作实践》与《论茅盾早期短篇小说》(此作是叶先生让我列出《茅盾短篇小说目录》后的副产品)，成稿后，后者很快发表在《南京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上，而前者投了几个刊物都杳无音信，虽然我在1979年就在《文学评论》上开始发表论文了，但是由于当时“自然主义”还是一个污名词，为其正名还是一个艰难的命题。直到三年后才发表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文艺论丛》第20辑(也许这是中国“新时期”最早以书代刊的刊物之一吧)。其实，在100年前，茅盾就将“自然主义”“写实主义”和“现实主义”画上了等号，尤其是他对“自然主义”主张的一再倡导，几乎就是把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作品推向了最高点，这在一个世纪前，不能不说是一次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的大事，我一直认为这就是“文学研究会”“为人生”主张的先声。茅盾以为：自然主义是真的体现，最讲求的是客观描写与实地观察。因为“中国文学里自来就很少真情流露的作品，热烈的情绪的颤动……中国现代小说的缺点就在于游戏消闲的观念和不忠实的描写”。所以，主张“写实主义”风格，正是最早进入中国的“自然主义”描写形态。茅盾最欣赏的是像左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雨果的《悲惨世界》和老巴尔扎克以及福楼拜那样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作品。“自然”和“写实”就是作品反映客观世界的一面“镜子”，那种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植入，只需通过作家“忠实的描写”即可达到艺术的彼岸。鉴于此，我和徐兆淮一直都在讨论中国当代文学究竟有无真正的现实主义这个问题，我们认为：正因为70年代末兴起的“伤痕文学”赋予了中国文学批判现实主义的“自然”和“写实”的权利，所以才能让中国文学走进辉煌的80年代，否则，即便是后来“先锋小说”的技术革命也是不可能的。中国不能没有包含着“自然”“写实”的现实主义！关键问题就是如何与被妖魔化了的现实主义进行彻底的决裂。 1988年，《钟山》编辑部召集了北京、上海和江苏的评论家和理论家，以及一些报纸杂志的编辑在无锡太湖召开了一个关于现实主义回归的研讨会，会上大家都针对当时的创作思潮进行了梳理与反思，对现实主义的回归，以及如何回归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其实，这都是为了《钟山》杂志在1989年推出“新现实主义小说大联展”做舆论准备的，当然，后来改为“新写实小说大联展”也是为了标新立异，吸引眼球，具有一定的炒作意味。而我们后来写文章却坚持其学术性和学理性原则，仍然使用“新现实主义”这个名词，殊不知，这“写实主义”就是“现实主义”，虽然加上了一个“新”字，骨子里就是19世纪在欧洲流行的“自然主义”，抑或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回归，左拉、福楼拜等大师的“自然主义”就是我们所说的“写实主义”，而“自然主义”的特征就是我们给所谓“新写实主义”定位的“那种毛茸茸的、带着质感和原生态生活样态”的作品，同时，我们提出了与“自然主义”相近的文学主张，就是去掉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胡风语)，用中性客观的描写方法去体现作品的“人物主体性”(也就是“复调小说”理论)，那个时候我的文学思想受着两个人的影响极大，一个是充满着悖论的“胡风文艺思想”，尤其是他的创作方法大于世界观的理论深深地植入了我的大脑，所以我又诟病其“主观战斗精神”的凌空虚蹈，认为那是他在大革命失败后赴日接受西方传至日本的二手“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结果。另外，当时我极其崇拜巴赫金的那个“没有指挥”的“人物主体论”的“复调小说”理论。由此也就力挺“自然主义”式的作品，而“新写实”也正是“自然主义”的延时复制而已。因此，那几年我们所写的文章绝大多数还是坚持“新现实主义”的提法。记得那一年有一个叫丁国强的人找我采访关于“新写实”事件，由于我对“新写实”这个提法有着天然的反感，就推说出差而拒绝了采访。至于后来个别文章之所以采用了“新写实”的说法，皆是妥协了编辑的意见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