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5939/j.jujsse.2018.05.wx3 1900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少年中国说》，力倡少年为国族新生之本。相对于“老大帝国”，“少年中国”凭其青春朝气，不仅振衰启蔽，更投射中华文明继往开来的愿景。“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1]梁本人率先将“哀时客”之名改为“少年中国之少年”，一时如响斯应，各种以少年为名的声音——从“铁血少年”到“突飞少年”——此起彼落，成为“庚子”以后中国文坛学界的莫大契机。 即使一个世纪以后，梁启超和同代人倡议“少年中国”的热情仍然让我们深深感动。“少年”一词古已有之，却是在20世纪初被赋予前所未见的丰富含义。呼应彼时方兴未艾的国族主义，“少年”散发承先启后、迎头赶上的情操；而在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少年”也袭取了物种进化、日新又新的喻意。青春与文明、身体与国体形成了有机对话关系。 从文学角度来看，“少年中国”也是我们想象现代、叙述中国最重要的修辞策略之一。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杂志，亲撰乌托邦小说《新中国未来记》，描写青年志士投身革命、再造中华的壮举。在此之前，梁已翻译法国小说《十五小豪杰》发表于《新民丛报》。另一方面，1905年名列晚清四大小说家的吴沃尧开始写作《新石头记》，署名“中国老少年”。《新石头记》以《石头记》为蓝本，叙述贾宝玉的现代历险，老少年为其中关键人物。吴沃尧与梁启超对少年的构思因此形成微妙对话。梁的“少年”富有无限青春动力与希望，吴的“老少年”却让我们反思究竟是少年老成，还是未老先衰？无论如何，这样的对话为“五四”以后的少年辨证论述预为伏笔。 由“少年”所召唤出的青春想象在民国时期有增无减并扩大为“青年”。1915年9月，陈独秀等创办《青年》杂志。陈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以初春、朝日比喻青年的朝气蓬勃，期勉中国新生代奋力创造未来。次年李大钊继之以《青春》《青春中华之创造》等文，宣称“盖青年者，国家之魂”[2]；“惟真知爱青春者，乃能识宇宙有无尽之青春。惟真能识宇宙有无尽之青春者，乃能具此种精神与气魄。惟真有此种精神与气魄者，乃能永享宇宙无尽之青春”[3]。 而“五四”期间奉“少年”之名而起的活动，首推“少年中国学会”。学会于1918年由王光祈、李大钊等人创立，开宗明义即提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学会成立之后得到各方响应，分会甚至遍及国外。胡适曾以《少年中国之精神》发表演说，李大钊、王光祈、恽代英等也先后就“少年中国”的内涵各抒己见。时值“五四”狂飙卷起，“少年中国”成为不同路线、立场和方法对话或交锋所在。面对国是，有志青年应该投身运动还是勤工俭学，追求革命救亡还是启蒙淑世，在在成为话题。 “五四文学”对少年——以及延伸而出的青年与童年——的思考和描写，是彼时作家和读者共同关注的焦点，而其风格复杂幽微处远超过当时流行的论述。鲁迅作品其实饱含自己成长期间的悲哀与犹疑。《父亲的病》写尽人子面对父系传统的暧昧情怀；《在酒楼上》则暴露两位“老少年”回顾“五四”的虚空与怅惘。郁达夫白描青春欲望的域外沉沦；郭沫若翻译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成为中国少年的烦恼；蒋光慈则以《少年漂泊者》号召革命与浪漫的先锋到来。 1927年后，叙事文学形成复杂的少年与青年论述。叶绍钧的《倪焕之》记叙同名主人公的成长与冒险。启蒙还是教育，恋爱还是婚姻，革命还是家庭，种种考验此起彼落，让曾充满抱负的少年一蹶不振，甚至付出生命代价。《倪焕之》娓娓叙述一个青春不再、理想幻灭的故事，不啻为彼时混沌不明的历史环境写下寓言。而小说所沿用的叙述方法又恰恰与西方“教育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形成对话。后者着眼少年成长、进入社会、完成教育，叶绍钧却反写此一模式，以初始长成的少年开始，以含恨早逝的“老少年”终。 20世纪30年代以“教育小说”形式出现的小说曾经风靡一时，唯叙述每以主人公不加入社会，反而加入社会对立面的革命为高潮。茅盾的《虹》以“五四”时期四川一位女学生梅行素的启蒙教育开始，一路描写她所经历的婚姻、事业挫折以及对革命的向往与犹疑。茅盾书写女性情怀一向拿手，此作可见一斑。小说高潮，“五卅”罢工游行中，曾经天真烂漫的女学生已经站在上海租界街头摇旗呐喊革命了。但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及其他著作才真正带出30年代“少年中国”的要义。《家》中的高觉慧也出身四川世家，亲历传统礼教的虚伪与败坏以及无数的青春生命的牺牲。高觉慧的激情与郁愤、呐喊与彷徨曾经引起多少同辈读者的共鸣，而当他决心冲破网罗、承担改造中国的艰难使命，又曾经是何等撼人心魄的时刻！ 与此同时，沈从文写出迥然不同的故事。沈来自湘西，他笔下的少男少女长在青山绿水苗寨之间，远离革命启蒙喧嚣，另有一番风情，但他们毕竟要接受成长的洗礼、爱欲的磨炼和死亡的威胁。于是有了萧萧、三三、夭夭的痴迷和怅惘，或贵生、虎雏、龙朱的向往或绝望。我们不曾忘记《静》里女孩岳珉在乱世独立危楼一角，怅望未来的孤单身影；或《三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中那个陷身情网的小兵，见证爱与死的恐怖心情；《边城》中情窦初开的翠翠如此清纯却如此遭受命运拨弄，成为上世纪30年代中国最为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而沈从文的《从文自传》写自己成长小史，从边城到古都，从少年军人到“五四”文青，早已是启蒙文学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