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但在二战后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中长期处在边缘地位，直到近些年来才由政治潜流变为政治浪潮。2016年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等“黑天鹅事件”表明，民粹主义在欧美国家中开始成为影响政治结果的重要力量。2017年至今，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大陆多国的大选中成为赢家，有的组阁上台执政，有的虽未上台执政但也选票大增。2017年5月，法国总统选举50年来首次出现了左右两大传统主流政党候选人在第一轮选举中均遭淘汰的局面，极右翼的国民阵线候选人继2002年大选后再次进入第二轮选举。2017年9月，德国选择党以12.6%的得票率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个进入德国联邦议会的极右翼政党。2017年10月，极右的奥地利自由党以26%的数字创造了该党在近几届议会选举的最高得票率。同月，反对过早加入欧元区、支持关闭欧洲边界、主张不接受难民的新政党ANO2011运动党赢得了捷克议会选举。在2018年3月的意大利大选中，具有一定左翼色彩的民粹主义政党五星运动党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联盟党所获选票加在一起超过了选票总数的一半，几经波折后联合组建了战后意大利也是战后西欧国家的第一个完全由民粹主义者构成的政府。由此看来，民粹主义在西方世界中已经成为一种政治浪潮。 由于民粹主义将社会简单地划分为人民大众与精英，并认为无权无势的前者与把持权力的后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民粹主义首先反的是精英，反的是建制。但除了反精英、反建制之外，当前欧洲国家的民粹主义还表现出了反自由贸易、反欧盟、反欧元、反移民的倾向，在广义上讲就是反全球化。贸易和移民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欧盟所秉承的“四大自由”(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全球化的发展方向。这样我们就不得不思考为什么民粹主义把反全球化当作他们的主要诉求。 关于全球化与民粹主义兴起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已经进行了很多的探索。与这些讨论相关但有所不同的是，本文将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与主流左翼政党的相对衰落联系起来，认为两者的起伏升降具有重要的相关性。本文将基于全球化的收入分配效应来分析作为不同政党支持者的要素禀赋与不同政党偏好的关系，从而一方面说明全球化对欧洲国家政党重组的影响，另一方面说明民粹主义政党和主流左翼政党为何对全球化分别持反对或支持的立场。 一、全球化、要素禀赋与政策偏好：基于修正后的罗戈夫斯基模型 要素禀赋是指一个国家拥有各种生产要素的数量。一个国家供给相对多的要素称为这个国家的充裕要素；供给相对少的要素称为这个国家的稀缺要素。根据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国际分工是依据各自的要素禀赋进行的，各国均出口那些使用本国充裕要素生产的产品，进口那些需要使用本国稀缺要素生产的产品。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进一步揭示了这种国际贸易模式对国内收入分配的影响。根据这一定理，出口产品生产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即本国的充裕要素)的报酬会提高，而进口产品生产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即本国的稀缺要素)的报酬会下降，而且无论这些生产要素在哪个行业中使用都是如此。 在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的基础上，政治学家罗纳德·罗戈夫斯基(Ronald Rogowski)将国际贸易与国内政治分化结合起来，阐述了国际贸易变化如何影响国内不同要素所有者的利益分配，分析了国内不同要素所有者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治联盟。[1]简言之，充裕要素所有者从贸易扩张中受益，从贸易收缩中受损，所以支持自由贸易，反对贸易保护；稀缺要素所有者从贸易扩张中受损，从贸易收缩中受益，所以反对自由贸易，支持贸易保护。在生产要素的分类上，罗戈夫斯基采用传统的三要素模型：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基于三种要素相对充裕或者稀缺的程度各种组合而进行的分类，罗戈夫斯基探讨了1840年到20世纪80年代国际贸易的扩张或收缩和世界各国国内政治分化的关系。 罗戈夫斯基的政治联盟模型为分析国际贸易对国内政治分化的影响提供了一个非常简约的框架，但简约并非没有代价。正如保罗·米德福德(Paul Midford)所批评的：“对于相对不发达的经济体，包括当今先进国家在早先几个世纪中的状况来说，分工仍处于相对初级阶段，罗戈夫斯基的严谨简约是卓有成效的。然而，随着经济变得更加复杂，分工变得更精细，大的集合群体如劳动力、土地甚至资本都失去了它们的意义。这些要素可能会细分为更专业化的次级集团。由于次级集团之间的流动可能会存在障碍，由于次级集团在分工中的相对充裕程度和作用可能会有所不同，国际贸易的开放将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到次级集团。”[2](P542)因此，为了分析分工更细的当代发达经济体，我们需要将生产要素进行进一步的分解。 实际上，自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提出以来，学者们就对该理论提出了诸多质疑。根据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美国作为一个资本充裕国家，出口产品应为资本密集型产品。但华西里·里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在对美国进出口贸易进行分析后发现，进口产品的劳动含量低于出口产品，出口产品的资本含量则低于进口产品。他由此指出，“美国参与国际分工是以劳动集约度高而不是以资本集约度高的生产专门化为基础的。”[3](P90)里昂惕夫的发现使人们认识到，劳动力不能被认为是同质的。美国的出口之所以是高度劳动密集型的，因为它们所体现的熟练和专业劳动力是美国相对充裕的劳动力类型。为了解释“里昂惕夫之谜”，后来的学者引入了新的生产要素。爱德华·利默尔(Edward Learner)就将三要素细分为十一个生产要素：资本、专业劳动力、半熟练劳动力、非熟练劳动力、热带土地、温带土地、旱地、林地、煤炭、矿产和石油。[4]但将这些因素全部纳入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又会失去理论的简约性。平衡考虑现实的丰富性和理论的简约性，特别鉴于欧洲国家的具体情况，本文将罗戈夫斯基采用的三要素模型调整为四要素模型，即土地、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也就是说，本文将三要素模型中的劳动力要素分解为非熟练/半熟练劳动力和人力资本两种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