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18)5期0059-15 2017年以来，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四边安全对话(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QUAD，下文简称“四边对话”)全面“复活”。①“四边对话”是美日印澳四国为统一认知、协调行动、加强合作而重启的对话平台，同时也反映出亚洲地缘政治正在以“印太”区域建构为特征所发生的内在变化。在亚太格局重构的进程中，诸如“四边对话”等多种多边机制将同时存在，并在彼此间不断进行竞争与合作的战略互动，最终形成地区新秩序。本文以“四边对话”为研究对象，分析其最新进展、未来的合作重点与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亚太地区秩序重构的趋势与特征，评估这些动向对中国的外部环境以及中国崛起所产生的影响。 一、“四边对话”复活的地区背景 二战结束至今，美国一直是亚太地区秩序的重要塑造者和主导者。冷战时期，亚太地区形成了以美苏争霸为主的两极秩序，美国建立了以其为中心的双边同盟体系。冷战结束后，美国军事同盟体系在亚太秩序中的地位进一步得到提升，并从冷战时期的“轴毂”模式发展为“扇形”模式，即以美日同盟关系为核心，并基于此巩固与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的联系；同盟关系不仅注重安全合作，而且着力加强同盟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并且试图拉拢东亚国家和地区构建一个紧密性的亚太区域合作机制。但是东亚国家，特别是东盟、中国对美国的主导很担心，不支持建立一个内向的亚太区域机制。最终，在“开放的地区主义”指导下，亚太地区的合作呈现“多轮驱动”和“竞争性开放”。②因此，到21世纪初，亚太地区的安全秩序仍然是美国的军事同盟占主导地位，而地区经济秩序则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即中国、东南亚国家等新兴力量的崛起，并且这种趋势逐渐从经济领域开始向安全领域延展。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中日力量对比出现逆转以及中美实力对比差距缩小，美国在亚太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开始受到冲击。作为应对，奥巴马政府实施了“亚太再平衡”战略，试图通过加强自身在亚太的存在，巩固同盟关系、构建伙伴关系，更多利用地区多边合作机制等多层次的战略构建，向亚太盟友与安全伙伴展示美国提供安全承诺的决心与“可靠性”，同时“回推”中国在地区影响力的“扩张”。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宣称全面放弃“亚太再平衡”战略，不仅立即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强调重新平衡美国与亚太国家的经济关系，改变美国多年对亚太国家的贸易赤字状态，而且还要求日本、韩国等盟友分担更多的防务责任和成本。特朗普政府“弃旧而不立”，不仅其新亚太政策“千呼万唤不出来”，而且美国对于东亚峰会等地区合作机制漠然以对。这些做法极大地消耗了盟友和伙伴对美国在亚太事务中的领导力和安全承诺的信心，使这些国家产生了极大的战略焦虑和不安。 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综合实力的持续上升，尤其是从2013年以来提出并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所展现出的经济影响力，以及在东海、南海维权所展现的安全影响力，令日本、澳大利亚等亚太国家感到警惕，担忧在缺少美国对华制衡下它们将不得不接受中国实力“胁迫”下形成的地区新秩序。因此，最初从日本和澳大利亚开始，它们试图通过合作以填补美国留下的力量“真空”以及遏制中国影响力急剧的扩大。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在2017年6月举行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议(简称“香会”)中所指出，“在新形势下，我们不能依赖大国维护我们的利益，我们必须担负起自身安全和繁荣的责任，与可信赖的伙伴与朋友共同承担集体领导的重任……为了保持本地区的活力，我们必须维护基于规则的地区架构。这意味我们需要合作，而不是通过单边行动获取或是‘创造’新的领土，以及对有争议的地区进行军事化”。③因此，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制定本国的地区新战略的同时，重启美日印澳“四边对话”，试图将美国“留在”亚太，并拉拢印度以共同应对中国的崛起。 印度对此作出了积极回应，因为“四边对话”的重启符合印度的国家利益和战略需求。近年来，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印度的国力和地区影响力得到极大提升，尤其是政治强人莫迪执政后，不仅誓言建设“安全、繁荣与强大的新印度”，而且要让“21世纪成为印度世纪”。在以国内经济发展为重中之重的同时，印度开始将外交战略视野从印度洋这一利益核心地带向西太平洋拓展。2014年11月，莫迪政府正式宣布将“东向政策”调整为“东向行动政策”，希望通过持续的双边、区域和多边接触，促进与亚太国家的经济合作、文化联系以及战略关系，最终以平等身份融入亚太政治与经济秩序，同时在地区安全架构构建中拥有一席之地。④而“四边对话”的重启则是美日澳对印度作为崛起的亚洲大国的认可，同时也为印度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更多的运作平台。 此外，在过去的十年中，美日印澳四国之间的双边、多边合作取得相当进展。除了已有的美日、美澳军事同盟得到加强，美国与印度双边关系发展迅速。在“亚太再平衡”战略实施期间，印度的作用开始受到美国的高度重视，以2016年印美签署《后勤交流备忘录协定》为标志，印度和美国的战略与军事合作向纵深发展。⑤同时，自安倍和莫迪分别在日本和印度执政后，印日关系进入“蜜月期”，两国首脑多次互访，并确立了“特殊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尤其是日印共建“亚非增长走廊”的动作，反映出两国印太战略和对非政策的契合，以及对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担忧。⑥在三边层面，美日澳从2005年开始进行三边对话，美日印三边对话在2011年启动并于2015年9月正式升格为外长级，2015年6月印日澳启动了副外长级三边对话。通过双边和三边培育出的“合作的习惯”为“四边对话”的重启提供了便利，而“四边对话”的推进，不仅有利于四国加强政策与行动的协调，而且也能够进一步深化已有的双边与三边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