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16.39 文献标识码：A 青年黑格尔派在现代思想中的形象颇为复杂：人们在谈及青年黑格尔派时往往会出现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非常重视青年黑格尔派本身的思想，把青年黑格尔派视为黑格尔哲学的某个维度的彻底化，比如哈贝马斯和K.洛维特(Karl Lowith)就持这种立场(参见哈贝马斯，2004：69；洛维特，2006：85—161)；另一种倾向则是认为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史地位主要在于在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过程中曾起过重要的作用，如恩格斯和D.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的立场基本都是如此(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2009：273—296；麦克莱伦，1982：2—48)。这两种倾向自然各有其道理，但又都有无法解释的问题：如果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是黑格尔哲学的某个维度的彻底化，因而“我们依然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当代同人”(哈贝马斯，2004：61)的话，为什么这一学派的当代影响会与此不相称？而如果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对青年马克思如此重要、甚至能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多种因素的直接源头的话，马克思1843至1845年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反思就似乎只是一种主观性的批判。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讲，要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历史地位进行判断，一个重要的入手点就是青年黑格尔派的解体，因为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学派所遇到的困境特别是其无法克服的理论困难究竟在于何处，而这些困难本身就能标明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史位置。那么究竟该如何理解黑格尔学派的解体呢？ 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就青年黑格尔派的解体问题给出了思想史上第一个比较清楚的论述。(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2009：273—296) 通过恩格斯的讨论，我们可以获得这样一个脉络：从黑格尔1831年去世之前开始，直到1840年，黑格尔主义取得了独断的统治，黑格尔的观点渗透入各种通俗读物和报纸，并进一步影响了普通大众；但黑格尔的学说可以容纳在实践上完全不同的党派观点，因而重视黑格尔哲学的人可能是在宗教和政治领域中持保守立场的人，也可能是持激进的反对立场的人，而在1830年代末，特别是从1840年开始，这种分裂越来越明显，左翼即青年黑格尔派放弃了此前在哲学上所持有的关于当前事物的超然态度，而采取越来越激烈的批判态度，问题也逐渐集中在消灭传统的宗教和现存的国家上。 在恩格斯看来，青年黑格尔派进行政治斗争的重要方式是反宗教的斗争，但正是这种斗争本身使得青年黑格尔派走向解体：一方面，施特劳斯从“实体”的角度理解《圣经》中的福音，而布鲁诺·鲍威尔则从“自我意识”的角度来理解福音，这一分歧扩大为对于在世界历史中起作用的究竟是“实体”还是“自我意识”的争论，而施蒂纳更是用“唯一者”压倒了“自我意识”；另一方面，反对现存宗教的斗争实践，将大批青年黑格尔分子推向唯物主义，但最初是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但由于唯物主义将自然界视为唯一现实的东西，就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中的黑格尔主义产生了冲突，并使青年黑格尔分子们陷入矛盾和彷徨中，这时，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出版了，“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这就一下子消除了这个矛盾”(《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2009：275)，而这同时意味着不是将唯物主义与黑格尔相调和，而是“炸开”黑格尔的体系并将之抛在一旁，这样青年黑格尔派就解体了。 这样，青年黑格尔派的解体，根本上就是现实斗争所导致的，或毋宁说，是一种以现实斗争为目标的思想在现实斗争中的瓦解。而青年黑格尔派在思想史上的位置，就是从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桥梁和中介。 在这条清晰的线索中，其实隐藏着很多问题。比如，从恩格斯所分析的青年黑格尔派的解体过程的第一方面来看，如果说青年黑格尔派内部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重视的是黑格尔哲学中的体系、因而注重黑格尔哲学中的实体概念，而另一种观点则重视黑格尔哲学中的方法、因而注重黑格尔哲学中的主体概念的话，人们会问，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难道仅仅是思想上的主观性差异所导致？难道只是因为不同的人抓住了黑格尔哲学中不同的方面就使得黑格尔哲学最终走向解体？而从恩格斯分析的第二方面来看，费尔巴哈如何可能“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难道仅仅是靠费尔巴哈的个人天才？显然，在这里还需要更多材料的支撑才能使青年黑格尔派的解体过程在细节上更加清晰。 麦克莱伦在《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一书中，借助较为详实的史料，为我们描述了一个更为详细的黑格尔学派解体的过程。(参见麦克莱伦，1982：2—48)借助麦克莱伦的工作，我们可以将这一过程大致勾勒如下： 在黑格尔去世之后，黑格尔的信徒们就大致分为三个阵营：黑格尔学派的右派、左派和中间派。首先走上历史舞台的是黑格尔学派的右派，又被称为老年黑格尔派。在老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家们那里，人类最后一个哲学体系就是黑格尔哲学，历史在黑格尔那里“终结”，因而黑格尔之后的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对黑格尔的著作进行整理，并在黑格尔哲学的框架下对哲学史进行梳理，同时在现实世界宣传黑格尔哲学的基本理念，把现实世界引导向黑格尔哲学的最高理念。 这种立场受到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挑战。青年黑格尔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黑格尔青年时代的思想，将宗教问题和政治问题当作考察的核心，试图变革现实宗教与政治。 这个工作首先由施特劳斯展开。他在《耶稣传》中对《新约》的四个福音书中关于耶稣的生平、特别是其种种“神迹”的描述进行了分析，认为福音书中的作为“人类典范”的理想的耶稣形象并不是作为历史人物的耶稣的真实形象，而是早期基督教团体无意识创作的产物。《耶稣传》出版之后，引起了黑格尔主义者们的强烈反响，人们的理论兴趣转向宗教批判，认为只有沿着施特劳斯的道路前进才能真正继承黑格尔精神，才能使得黑格尔思想世界化。在当时对施特劳斯进行评论的思想家中，最出色的一位就是鲍威尔，他认为施特劳斯的著作具有历史意义，但后者对基督教的批判路径有问题：施特劳斯把福音书的各部分内容视为并列的，并且将这些部分理解为基本上是具有同等地位的集体意识的产物；而在鲍威尔看来，福音书实际上是某些天才的“艺术家”甚至“骗子手”对于发展至一定阶段的人类的在人类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某些出色个人对他们自我意识的表达，而在这些自我意识的表达中，经过这些天才们的巧妙掩饰，福音书的主体性色彩被掩盖了，进而被基督徒当成直接来自于神的启示。在鲍威尔看来，宗教批判的关键，是把宗教尤其是福音书还原为自我意识不断的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