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段祺瑞第二次组阁后，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孙中山即南下广州，召开非常会议，成立了以护法讨逆为目标的军政府，南北两个政府相对峙局面再次出现。段祺瑞奉行武力统一中国战略，开始征讨西南地方势力，护法战争爆发。交战一年后，1919年2月20日至5月13日，双方在上海举行八次会谈，史称“1919年南北和议”。对此，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考察各政治派别在和议中的表现，①二是分析各政治派系及其代表人物在背后的角力，②三是探讨外交、法律、舆论等因素对和议的影响，③却鲜有从和议代表的视角加以研究。作为1919年南北和议的北方代表，吴鼎昌(1884-1950)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一员，既不代表军阀的利益，也不代表政客的利益，而是以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现代化为追求，主张“调和”。这也是他在各派势力角逐之下，能被各方所接受并成为北方和议代表的主要原因。和议期间，他作为北方代表团的决策者之一，曾两度回京周旋，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基于此，本文选取吴鼎昌为研究对象，从“事件史”和“事件路径”的历史双重视角，探讨吴鼎昌如何成为北方代表并担负“主要决策者”的角色，梳理南北和议能够举行却无果而终的艰难演变，检视吴鼎昌为和议所作的多方努力及态度转变，剖析和议的失败因素和政治影响，以期进一步推进1919年南北和议的研究。 一、北方代表团的“主要决策者” 吴鼎昌从金融起家并在金融界奠定地位，是入局皖系的重要资本。因得到皖系、安福系及徐世昌的支持与认可，吴鼎昌被推选为北方代表，且一举成为北方代表团的“主要决策者”，主导了北方代表团的和议工作。 (一)问鼎金融界 1911年8月，吴鼎昌被大清银行总监叶景葵延揽任总务长，旋又转任江西大清银行总办，开始其金融生涯。④辛亥革命后，原大清银行副监督陈锦涛就职南京临时政府财政总长，将原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作为南京临时政府中央银行，并委任吴鼎昌为中国银行的正监督。袁世凯上台后认可了这一改组，财长熊希龄委派吴兼任中行筹备处主任。吴鼎昌制定了中国银行则例，成立了中国银行总行，⑤发行了中行第一批纸币及兑换券。因中国银行要为袁世凯筹措军饷的缘故，吴鼎昌与深得袁信任的新任财长周学熙产生矛盾，恰逢唐绍仪内阁垮台，他随之辞职。然而，吴鼎昌的能力得到了交通系特别是梁士诒的青睐。⑥正是在梁的帮助下，1913年11月，吴鼎昌到天津造币总厂“接充厂长”；1914年1月奉大总统令“为造币总厂监督”；⑦1915年1月以造币总厂监督身份进入币制委员会。⑧ 1916年6月，吴鼎昌“利用与徐树铮的关系接近段祺瑞”。⑨吴与徐初次相见的时间不早于“壬子癸丑”，即1912年到1913年。尽管两人相识时间不长，且他们“性不相近”，但“乐与共交”。⑩段祺瑞击败张勋后，力主惩办复辟的财政支持者、盐业银行董事长张镇芳。段在考虑检查盐业银行账目人选时，徐树铮从旁建议“吴鼎昌是学银行的，对银行查账自必了解”，“故把张案交吴办理”。(11)吴鼎昌由此获得踏足盐业银行的机会。 遵从段祺瑞的指令，吴鼎昌接手盐业银行后，一方面处置已入狱的张镇芳，另一方面通过掌握股权、改革人事及管理制度等方式，巩固自己在盐业银行的地位，掌控盐业银行的实权。(12)1917年7月，“由股东会改选吴达诠先生为总经理”。(13)此后，吴鼎昌“以盐业银行作为政治资本的立足点，仍去搞他的政治活动”。(14)尽管北京民国政府首脑迭更，吴亦有起伏，但他始终掌控盐业银行的大权。 1917年，吴鼎昌参与发起创办金城银行，并长期担任该行董事、监察人等职。(15)而在该行50万元创办资本中，属于皖系军阀及官僚的占比达90.4%。(16) 吴鼎昌凭借着天津造币总厂监督、盐业银行总经理及金城银行董事等多重身份，奠定了自己在金融界的地位，这成为其入局皖系乃至后来入阁南京国民政府的重要资本。 (二)入局皖系担任北方代表 1917年7月3日，段祺瑞在马厂召集军事会议，组成“讨逆军总司令部”，吴鼎昌以顾问身份参加。(17)同年冬，安福俱乐部成立，奉徐树铮、王揖唐为首领，“而二人夙隶于合肥”。(18)安福俱乐部以评议会和政务研究会为决策机构，其中设有院外评议员，吴鼎昌、徐树铮即同为院外评议员。(19)安福俱乐部包办选举、段祺瑞上台组阁后，“要曹汝霖兼任财政总长，并以吴鼎昌为次长”。(20)同时，吴鼎昌继续兼任天津造币总厂监督。徐树铮多次就财政、金融问题致电吴进行商洽，(21)使其得以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皖系的资金运作中，也令其地位更加稳固、更显重要，“在复辟事件失败后，成为皖系的红人”。(22) 1918年底，南北双方着手准备和议，有关代表选派却矛盾重重，“不但南北有争执，而且南北内部亦有不同之意见”。(23)北方总代表人选，主要是直系、皖系之间以及直系、皖系同徐世昌之间的斗争。为摆脱皖系的胁迫，徐世昌起初考虑内定李纯为北方总代表，李却为皖系所不容，皖系则力推安福国会议长王揖唐为北方总代表，却又为南方军政府坚决反对。僵持之际，徐世昌准备让梁士诒担任总代表，梁则“陈述事势，谓以桂莘为宜”，(24)于是徐世昌“突然令朱启钤衔命而南下”，就此确定北方总代表人选。但是，朱启钤为徐世昌故友而非皖系、安福系之交好，故“安福闻而大骇，必欲破坏和议，使启钤不能成功”。(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