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化武器是细菌生物武器与化学武器的简称，顾名思义就是通过致命性、致病性的有害细菌生物或化学物质，致人于死命的特殊武器。生化武器与核武器一起，被简称为NBC，即Nuclear，Biological，and Chemical weapons(“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①的英文缩写。生化武器是近代科学技术在战争中的创造品，其杀伤力惊人，且造价低廉，被誉为穷国的核武器。第一次世界大战(简称“一战”)之后的1925年，各国商议之下，起草了一份《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气及细菌方法议定书》，禁止生产和使用生化武器。 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时日本清楚知晓其国力不足以支撑其扩张野心，从而寻找特别手段来跨越这一鸿沟，这一特别手段就是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二战后，日本对曾经是否使用过生化武器一事讳莫如深，而史学界也为缺乏详实证据，一直就日本是否在战争中使用过生化武器一事争论不休。而上世纪80年代之后，立教大学教授粟屋宪太郎、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等日本进步史学家陆续发现日本化学战资料，日本国内也陆续对日本开展的细菌实验进行追踪揭露。 而单就生化武器这一课题，国内史学界给予了长期跟踪关注。南开大学俞辛焞教授早在1985年10月就发表了题为《侵华战争时期日军的化学毒气战》②的论文，内容除揭露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的罪行之外，重点介绍了日本史学界关于日本侵华毒气战研究的进展。随后各地都陆续开展了对日本侵华时期生化武器的研究，其中中国东北作为最早遭受日本侵略的地区，相关研究积累尤为厚重，成果也颇为丰硕。大致说来，生化武器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六个层面的问题：日军关于生化武器的研究；日军生化武器的使用；日军生化武器的动物与人体实验；生化武器战场上的使用证据以及对平民的暴行；战后盟军对于日本生化武器使用的追责；生化武器相关的诉讼与赔偿请求。 而国内长期针对生化武器的研究现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专业性强，研究深入。国内关于日本侵华生化武器的研究常就其中某一个议题，如细菌(生物武器)或毒气(化学武器)讲行比较深入和翔实的论证与探讨，很多内容如“731部队”的人体试验甚至为一般大众所熟知③。第二，涉及面广，上述六个方面都有涉及，特别是重点反映日本侵略暴行，关于日本生化武器研究、人体试验，以及对于平民的暴行方面的研究最为充实。 然而问题在于，以上研究生物武器、化学武器的研究通常是分别独立进行的，这样做的有益之处在于便于深入探讨某一问题，也同时可以深刻认识加害方的主观罪行，但同时忽略了受害方的认知和感受。第二，地域层面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现有从事研究的主要地区是东三省，由于东北受日本侵略时间较长，日语教育与日本研究机构的人才储备较多，从而研究也开展得比较深入。而同样是遭受日本军国主义荼毒的重点地区，山西省对于日本生化武器的已有研究很少，且很多是在其他资料中顺便提及的。这一现状使得对于山西所遭受的生化武器伤害，有必要专门拟文进行探讨，从受害者角度深入挖掘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同时，也为地方史研究资以必要的补充。 一、日本生化武器出现的背景 众所周知，核武器最早为美国开发、使用，而化学武器最早被德国使用，而日本则是细菌武器最早开发和使用的国家。三者都为20世纪以来创制和使用，作为特殊秘密武器都被期望在战场上取得意外效果，且都需要科学领域相当程度的积累，鉴于使用效果和威力，进而都成为了强国对付弱国的武器。 日军在一战中并未直接赴欧洲参战④，但却时时刻刻关注着一战的走向。一战中，参战国为了在战争中取得胜利，都采取了动员全国所有资源的总体战体制。战争之残酷、时间之长、动员资源之多都远远超乎想象。某日本军人曾比喻道：如果说中日甲午战争是压拇指，那么日俄战争就是掰手腕，而总体战更是远远超过之前的规模，可以说相当于两位力士两手相交、竭尽全力的大相扑⑤(P227)。对于当时的日本而言，差距是全方位的。工业制造能力、基础科学、资源动员能力方面都与世界先进国家有着全方位且难以弥补的巨大差距。为了缩小与世界一流国家之间的军队差距，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军费预算，推进日本军队的近代化和科学化⑥。但一战之后日本政治局势不稳，经济上经历多次衰退，无力支撑巨额军费。在这样的背景下，生化武器进入了日本陆军上层的视野。 对于生化武器，以下三个背景值得注意：第一，国际上已经达成基本共识，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应予绝对禁止，导致生化武器的研究和实验都必须秘密进行；第二，生化武器的使用开发针对国都是军事实力强于日本的国家，既需要在战场上不断检验、改进，又要能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第三，有大量科学工作者、医学家参与生化武器的研究开发，对其所从事的工作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这也为搜集生化武器的使用证据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仅就现有资料判断，侵华日军的确使用过生物化学武器，且山西遭受生化武器侵害尤其严重。日本学术团队赴山西调查受害者情况得到的口述调查信息证明了这一点。 二、日本生化武器的开发与演练 日本开发生物武器与化学武器的背景相类似，都是在一战战场上见证生化武器巨大的杀伤力而激发的，其中化学毒气武器开发的时间略早。 早在1917年10月，日本陆军军部就命令陆军技术审查部进行毒气研究，同时在陆军军医学校设置化学武器研究室。1921年，炮兵中佐久村种树在参观欧美的毒气相关设施后回到日本，向陆军首脑报告了毒气研究的必要性，又在陆军科学研究所第二课内设置化学武器班，久村种树任主任。1923年成功合成光气和芥子气，1924年又成功合成路易斯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