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8)07-0098-12 清末民初之际，中国试图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而作为“世界”秩序重要特征之一的时间标准化，①也成为中国走向“世界”需要接纳的内容。经由官定历书构建新的时间表达体系，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构筑现代时间秩序的主要方式。然而，在近代社会转型的背景之下，如何构建官定历书的知识体系以便“与世界大同”，同时利用历书在民间的深厚基础以扩展这一时间表达体系的影响，就成为当政者面临的难题。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随即着手编订新历书，并将历书名称改为“国民历”。1929至1930年间，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国民党中央党部、教育部和内政部等部门，围绕国民历编订产生了激烈争论，展现了参与历书编订各个部门的不同立场，揭示了现代科学知识与国民党党化教育对官定历书编订的影响。②本文即以当时各方围绕国民历编订的争论为考察中心，试图梳理国民历知识体系重构的历史进程，并解析影响国民历内容变动的多重因素，以呈现近代中国现代时间秩序构建的困境。 一、国民历编订机构的变动 颁历授时，是古代王朝维护皇帝权威与政治秩序的重要工具，迟至唐代已经设立了专门的历书制作与颁行机构。明清时期，历书制作与颁行主要由钦天监承担。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之后，以现代天文学为指导建立的中央观象台承担了官定历书的编订任务。但因民国前期政局动荡，中央观象台推行新历书的成效不彰。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与武汉国民政府、北京政府形成三足鼎立之势。通过历书以强化自身的政治权威与权力来源的正当性，就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重要任务之一。据曾经亲历《中华民国十七年国民历》编订工作的陈展云所言，“南京政府成立最晚，法律根据最薄弱，为了提高它的威望，凡有助于粉饰自己合法性的措施都积极采取，由于颁历在历代都被视为统治权的象征，这就是很早建立起‘时政委员会’这个机构和编制、颁布《国民历》的由来。”③此时的时政委员会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其工作人员主要有高鲁、陈遵妫和陈展云等。在编订历书的过程中，陈遵妫依照北京政府中央观象台已经编好的《中华民国十七年历书》为底本，整理成为《中华民国十七年国民历》，由上海的中华书局印行。 1927年6月，蔡元培认为“欲改官僚化为学术，莫若改教育部为大学院”，“提议设立大学院案”。④此案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05次会议议决后，任命蔡元培为大学院院长。同时，大学院又设立中央研究院，“为中华民国最高科学研究机关”，同年11月，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通过，天文学与气象学列于其研究范围之中。⑤1928年1月成立了中央观象台筹备委员会，由高鲁、竺可桢、余青松担任筹备委员，⑥其中分设天文组与气象组，2月改组为天文研究所，其职责之一就是编订历书。⑦但大学院设立之后遭到了很多人的强烈反对。⑧4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修正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改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为国立中央研究院，直接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⑨10月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批准蔡元培辞去大学院院长的请求，由蒋梦麟继任。⑩11月1日，国民政府又下令：“大学院着改为教育部，所有前大学院一切事宜，均改由教育部办理”。(11) 不过，大学院改为教育部，却为历书编订与颁发带来了问题。在北京政府时期，隶属于教育部的中央观象台承担历书编订任务。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新设的时政委员会负责新历书的编订与颁行。不久，大学院成立，时政委员会撤销，历书编订任务则改由天文研究所承担。大学院撤销之后，中央研究院直接隶属于国民政府，而教育部又承接了大学院的全部职责。在这种情况下，由那个机构负责历书的制定与颁行，就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1929年1月23日，教育部部长蒋梦麟提议“历书改归内政部颁行”，在他看来：“现时中央研究院已直辖于国民政府，则编制历书不在教育部管辖范围之内，且教育部组织法，又本无关于制历颁历之明文，若仍沿袭旧制，由教育部颁行历书，似觉名实两不相副。窃以为授时要政，与民众礼俗极有关系，拟请修正内政部组织法第三条，于礼俗司职掌项下，加列关于历书颁行一项，较为允洽，至于编制历书，仍可由内政部委托中央研究院转交天文研究所办理。”(12)此项提案随后提请立法院核议，不过立法院迟迟未能定案。1929年4月16日行政院会议议决同意蒋梦麟的提议，随后由行政院呈文国民政府，指出历书需尽早编订付印，“方不误次年之用”，“现在为时已迫，似宜从速规定颁发，免误进行”。4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训令同意行政院所请，要求“中央研究院从速编制，以免迟误”。(13)不过，此后立法院在核议中则认为，历书编订事项“应归何部职掌，尚待考虑，一时似可暂维原状，无庸即行改订”。(14)在这种情况下，教育部也需要承担官定历书的编订任务。 另一方面，通过历书对普通民众进行政治宣传，也是南京国民政府强化自身权威的重要手段。内政部作为管理地方行政及社会事务的机关，(15)推广新历书也成为它的重要任务之一。早在1928年5月2日，内政部部长薛笃弼就呈文国民政府，提出了推行国历的八条措施。在他看来：“授时贵在统一，国历期在实行。”针对普通民众拘泥旧习，阳奉阴违之状况，“非废除旧历无以普用国历。而厉行国历，非详订办法将各界关于利用阴历之习惯一律改正，并于预制历书之先将办法提前公布，切实宣传，实不足收推行尽利之效。”(16)该建议得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同意，由此也使内政部得以参与历书的编订与颁行工作。此外，通过影响广泛的历书向普通民众宣传自己的政治理念，也是国民党的重要考量。1928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就拟定了《实行国历宣传大纲》，对“国历是什么”“国历有什么好处”，进行了较为细致地解释，并制定了15条宣传口号，要求各级党部厉行国历。(17)随着“党义”宣传在国民历中的地位日渐重要，负责“党义”材料编订与宣传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也参与了历书编订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