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8)03-0080-09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四川北路1468号召开了第四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陈潭秋、张太雷、王荷波、邓中夏、李维汉、彭述之、朱锦堂、杨殷、尹宽、李启汉、何今亮(汪寿华)、李立三、罗章龙、谭平山、项英、向警予20人，代表全国994名党员。 中共从一大起内部就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分歧。陈独秀曾这样说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就有“左”和“右”两种倾向，张国焘、刘仁静两人是倾向极“左”的，主张中国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李汉俊却倾向极右，他主张党只能进行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不能搞实际革命工作，他认为一切要合法，不能进行非法活动。[1]P72四大前，中共内部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也有不同的意见，1925年1月26日瞿秋白致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信就谈及了以陈独秀、蔡和森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及瞿秋白自己之间产生的矛盾。信中说：“左派的立场受到了严厉的谴责。”[2]P573尽管如此，中共四大中，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共内部，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达成了一致的意见。本文试从参加会议人员构成结构，系统分析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确立过程。 从参加会议的人员构成来看，来源于三个系统。一是国内由知识分子构成的共产党员系统，主要有陈独秀、陈潭秋、张太雷、邓中夏、杨殷、李启汉、罗章龙、谭平山8人；二是国内由工人阶级构成的共产党员系统，成员有王荷波、朱锦堂、项英3人；三是旅俄、旅法共产党员，有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李维汉、彭述之、尹宽、何今亮(汪寿华)、李立三、向警予9人。 从国内知识分子党员系统来看，他们都是在十月革命后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十月革命使他们看到了无产阶级的力量。邓中夏的同学许宝驹曾回忆：“中夏同志在初人北大时……常焦虑慨叹中国国家民族将陷于沦亡，他这种焦虑、愤怒的心情，在日常谈话中随时都表现出来的。约在一九一七年底到一九一八年初，约有三个月的时间，中夏忽然非常沉默寡言(他一向是爱讲话，议论风生的)，除拼命搜集、阅读各种进步书籍杂志外，经常陷于深思渊虑的状态。经过这个短短时期，他又活跃起来了。他向我不止一次地说：‘只有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走苏俄的道路，中国人民才能得救。’从此，他总是兴致勃勃地、终日辛勤地进行革命工作，我此后永远没有再看见他有过愁苦的脸。”[3]P3不只邓中夏这样，其他人也有同样的经历。陈潭秋、董必武、李汉俊等人也是反复对比研究了中国和俄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才找到了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正确道路的：“为什么俄国的革命能够取得胜利，而中国的革命却不断地失败呢？”因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是单纯利用军阀，“缺乏广大群众的基础”的革命，而“俄国革命列宁党的宗旨和工作方法与中山先生革命的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同”，中国应该“搞俄国马克思主义”，要像俄国那样实行“阶级革命”，搞“群众运动”，搞“人民武装”。[4]P24因此，中共四大知识分子构成的党员代表，很大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或中共的第一批党员，如陈独秀、陈潭秋、张太雷、邓中夏、罗章龙、李启汉、谭平山等。杨殷虽然是192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但是，对无产阶级革命非常坚定。他曾对考察他的杨章甫、梁复然详细谈了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他认为国民党无法解决中国问题，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是中国的出路。[5]而且，他1922年底去苏联目睹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朝气蓬勃的场景后，更加坚定了走十月革命道路的信念。 中共一大后，国内知识分子党员分成两部分开展工作，一部分直接组织领导和参加工人运动，另一部分从事党所委托的其他工作。从出席四大的国内知识分子党员代表来讲，陈潭秋、邓中夏、杨殷、李启汉和罗章龙都直接组织领导了当地的工人运动。 陈潭秋和他的战友1921年9月组织和领导了粤汉铁路武长段工人大罢工、12月汉口人力车工人大罢工、1922年2月汉阳钢铁厂工人罢工、3月武汉电话局工人罢工、10月汉口英美烟厂工人罢工和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等。其中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在全国最为有名。瞿秋白指出：“‘二七’不但是中国职工运动史上的一个关键，而且是民族革命运动史上的关键。”[6] 邓中夏早在1920年4月就带领平民教育讲演团到工人中进行宣传教育，1922年8月组织领导了长辛店工人大罢工，他还在上海小沙渡地区创办工人补习学校，成立工友俱乐部，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人的工作。 杨殷从苏俄回来后，广州党组织就派他在广州、佛山、顺德等地组织各行业工会，发展党员，培养骨干。1924年春，党又派杨殷到铁路开展工人运动。在杨殷领导下，粤汉、广九、广三铁路工人中均建立了总工会和党的基层组织。 李启汉是上海工人运动的开拓者。早在1920年10月，李启汉与李中深入海军江南造船所，发起筹建机器工会，并主持了“上海工人联合会”成立大会，同时在沪西小沙渡创办了最早的工人学校——工人半日学校。1921年8月，李启汉又领导了上海英美烟厂工人大罢工。1922年3月帮助日华沙厂组织工会，1924年10月在湖南锡矿山、水口山从事工人运动。 罗章龙也是著名的工运领袖。他曾参加举办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并到唐山等地做铁路工人状况调查。1921年底他领导了陇海铁路大罢工。1922年他先后参加领导了8月长辛店大罢工和10月开滦煤矿大罢工。他还致力于筹建全国铁路总工会。 由于陈潭秋、邓中夏和李启汉他们直接参与领导了工人运动，看到了工人运动的力量，因此，他们都主张建立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邓中夏指出：“工人的曲折内讧不论在民主革命或社会革命中都占在主力的地位，有法兰西俄罗斯两大革命可以证明，我们应毫无疑义了。中国工人觉得群众有革命的趋向与可能，而且是革命军中最勇敢的先锋队，有香港海员和京汉铁路两大罢工可以证明，我们亦应毫无疑义了。所以我们不欲革命则已，要革命非特别重视工人运动不可。我是曾经做过工人运动的人，据经验告诉我，使我深深相信中国欲图革命之成功，在目前固应联合各阶级一致的起来作国民革命，然最重要的主力军，不论现在或将来，总当推工人的群众居首位。誉为工人实际生活之压迫，比任何阶级所受的要惨酷，要深刻；故工人决战的毫不踌躇的态度，亦比任何群众所做的要勇敢，要坚决些。”[7]李启汉也如是说：“考察上海印刷工友没有运动的缘故，皆因没有团体。广州、长沙印刷工友之所以能胜利，无非团体的力量。现在上海印刷工人中的觉悟分子，极力进行工会组织，这虽是很好的现象，如果全体印刷工友还不一齐起来努力，那真是自己杀自己了！”[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