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社会，后现代主义文化盛行，主要特点之一是信仰的缺失，或者称之为无神论思想。拉曼·塞尔登(Raman Selden)将这种无神论界定为“本体论的不确定性”(塞尔登242)。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则认为，这种思想拒绝宗教和其他所有的信仰。当代最著名的无神论者之一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神之错觉》(The God Delusion，2006)中，从科学和理性的角度，批判了宗教和信仰，声称宗教是空洞无价值的，信仰是盲目的，宗教和信仰使人远离科学和理性，直接导致了歧视和压迫、恐怖和战争等社会问题。他认为宗教意识形态驱动了极端伊斯兰教，因此对抗恐怖主义的主要途径是压制宗教和信仰。 针对后现代主义摒弃信仰的思潮，伊格尔顿相继出版了《甜蜜的暴力：悲剧的观念》(Sweet Violence：The Idea of the Tragic，2002)、《神圣的恐惧》(Holy Terror，2005)、《理性、信仰与革命》(Reason，Faith，and Revolution：Reflections on the God Debate，2009)、《论邪恶：恐怖行为忧思录》(On Evil：Reflections on Terrorist Acts，2009)、《文化与上帝之死》(Culture and the Death of God，2014)、《不乐观的希望》(Hope without Optimism，2015)等著作，探讨了当代无神论思想的历史根源，批判了资本主义无神论者对信仰的无知和对理性的盲从，指出对宗教和信仰的压制是导致极端宗教信仰的主要原因。他说，“希望通过抹杀过去而进入未来，会发现过去带着复仇回归。宗教在全球范围的复兴是这一被压迫思想回归的范例”(Reason，Faith，and Revolution 90)。 一 后现代主义无神论思想的历史根源：宗教与理性的分裂 西方国家目前普遍认为，宗教极端主义与西方文明之间的矛盾与对抗导致了文明和野蛮、理性和非理性的对立。针对这一矛盾，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伊格尔顿坚持他一贯的文化批判立场，首先从资本主义文化思想的历史根源上寻找答案。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无神论思想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倡导的自然、科学和理性，自由、平等和民主等自由人文主义思想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包括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盛行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奠定了基础。因而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所导致的诸多社会问题也可以在启蒙思想中找到答案。 发生在17、18世纪欧洲大陆的启蒙运动，作为一场反对封建专制、教会束缚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为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提供了思想框架。在很多启蒙思想家看来，宗教是“社会和政治压迫的工具”，是对人性的剥削(Israel 90)，因而要求以政治自由代替专制统治，以信仰自由代替宗教压迫，建立一个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在他们看来，启蒙运动的核心问题是理性主义与宗教、神学的对抗。 对此，伊格尔顿持不同的观点。他在《文化和上帝之死》一书中指出，启蒙运动的本质是一场政治运动，启迪民众反抗传统、权威和专制，并非是大多数启蒙思想家所认为的反宗教运动。他认为启蒙思想的核心是对宗教的理性探索及超越，并非是推翻宗教、倡导无神论思想。启蒙运动对宗教的攻击实际上是出于政治目的，希望以一种理性、文明的信仰代替野蛮、愚昧的宗教专制统治；希望运用科学理论和逻辑思维服务于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希望通过运用知识和科学的理性主义服务于社会改革和人类解放(Culture and the Death of God 12)。启蒙运动的初衷是希望宗教与理性的统一，但是理性的自身特点导致了宗教与理性的分裂。伊格尔顿认为，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缺乏物质基础，缺乏“身体”，因而“不能感知他所征服人们的情感”，不能感知风俗习惯，不能感知上帝的存在，进而动摇了人们对上帝的虔诚和敬畏(32)。理性思想的倡导者大部分出生于精英阶层，信奉新型的、抽象的理性，倡导自由平等，希望以理性的思想促进政治上的独立。理性作为普遍真理，是科学进步和社会变革的基础，但是理性思想比较抽象，对广大民众而言显得过于死板抽象、难以满足他们的需求，无法为他们带来情感上的满足与抚慰，因而难以在他们中间普及。理性忽视文化与经验，不能替代宗教的整合社会的功能，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它启蒙社会的力量。随着社会理性化进程的发展，理性与宗教的进一步分裂，后来逐渐形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信仰匮乏的无神论思想。 伊格尔顿基于历史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将文化批评的具体问题置于历史发展的语境中去思考，进而发掘社会问题的本质。他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了无神论思想的起源与发展，使读者对无神论思想的历史脉络有了清晰的认识；他视角独特，提出了不同于对启蒙思想传统认识的新观念，使人耳目一新；他坚持批评家的立场，批评了资本主义自由理性思想的不足与弱点，他对理性思想脱离民众、难以协调社会各阶层的批评，为他进一步揭示资本主义思想的本质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