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8)04-0050-11 一、引言 本文的目的是探讨中国文化传统内在的发展逻辑和规律，理解文化传统的持续与断裂或消失的内在原因，并以此所归纳的逻辑和概念来理解当前的一些现象，特别是有关民族、民俗、认同、文化自信，以及“非遗”等概念与中国文化传统的本质关系①。为此，本文提出“文化自愈机制”这个概念，目的不仅是针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也是为了认识人类不同文化的兴衰历程。文化自愈机制是从日常生活行为去解析文化的核心及其运作机制。从这层意义上看，这与当前对“文化自信”的探讨是一致的：文化自愈是建立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是建立在民众对日常生活和传统认同的基础上的。理性的文化自信是文化自愈的前提；文化自愈是文化持续的内在动力。 在进一步讨论此话题之前，需要说明相关的历史和意识形态背景。首先是从文化角度的反思：从人类文化的发生和发展史看文化的交融，再看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对近代人类文化的影响及其现状。显而易见，今天的人类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是继续维系当下受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影响所形成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以至学术范式，强调种族与文化的所谓必然逻辑(即，文化的发展程度与血缘种族有关系)，还是客观、历史、理性地分析当前的社会矛盾(即，将由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所引起的各种政治和社会矛盾区别于由人类多元文化交融而产生的矛盾；前者强调的是不可改变的“天择”的必然结果，后者是以文化的发展交流为基础的可调和矛盾)。例如，近些年来，一些国家的涉及“民族独立”的公投，加拿大的“魁北克独立”(1995年10月)，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独立”(2017年10月)等，另有已经分割的国家：前南斯拉夫(1918—1992年)分裂为目前的六个国家(2006年)，前苏丹分裂为苏丹和南苏丹(2011年7月)等。此外，美国在特朗普任总统后的一系列社会冲突，如对个别国家的移民与非移民的限定、与墨西哥的边境问题以及对开国领袖们的“蓄奴”问题及其公共空间的雕塑形象的态度，加之日益明显的警察与黑人的冲突等现象，都说明这些不只是表面的法律和治安问题，或正常的人类社会紧张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基于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以及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之上的社会结构划分政策和制度，以及维系此体制的法律与法规本身②。 当前，许多文化传统的传承与交融等“自然的”冲突和互适问题被固化地解释为政治和“民族”问题，以“种族认同”(racial identity)以及基于此概念的“民族认同”或“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取代和分化“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或“民俗认同”(folkloric identity)。其结果必然是加深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矛盾，削弱少数文化群体的发展动力，造成更多的社会冲突，尤其是少数文化群体及其成员的认同问题，因为，将人类文化以“种族”为前提来看其发展，就是违背历史规律和事实，就是在维系既得利益阶层的地位和权力及其制度。人类文化的发展从来都是因为不同群体及其成员因可共享的生活方式而维系或构建新的文化体和文化传统，因此，维系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不是基于种族的社会群体划分，而是因不同生活方式而构成的群体，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不断融合其他群体的文化元素而创造出来的。对此，一方面要看到每个情况都有其特别的历史背景，如经过战争和殖民后的国家重建；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当前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极端表现。这些都要求我们理性地去认识，从人类文化传统的发生和发展内在逻辑去看每个文化的传承，要看到人类文化正是在相辅相成中建立了不同的文化共同体，又在互动中得到发展和传承，而不是因为血统种族才形成今天的格局的。 二、几个重要概念 为了阐释“文化自愈机制”这个新提法，需要简介几个基础概念。“中国文化”和“文化中国”作为宏观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是必要的前提。“民俗认同”是针对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自信而提出的，旨在反对基于种族主义的种族认同或民族认同思想③。“生命力与有效性”以及“核心符号和随机符号”是具体认识日常生活行为与象征的方法论工具，也是理解文化自愈机制的必要概念④。 (一)中国文化与文化中国 因为本文谈论的主要是中国文化的传承与自愈机制问题，所以，需要对“中国文化”这个概念作出基本界定。同时，也需要说明“文化”与“中国”，以及相关的“文化中国”概念。 在此，“文化”指以语言文字和生活习惯为载体，表现特定地域的群体的信仰与价值观体系，综合其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作为其群体共存的人类智力创造结果。“传统”是该群体成员对其“文化”的实践和传承过程。没有实践者的日常实践，就不存在“传统”，“文化”便成为历史或想象的历史，而不是正在实践中的文化传统。 “中国”本身犹如“一条河”或“一棵树”，从其形成开始就一直在不断变化，所以，它是一个流动的概念，所承载的“文化”也因此是动态的。正如哲学家杜维明在20世纪90年代初所提出的，除了政治、经济和地理意义外，“中国”更是“文化中国”，包含三个象征性实体或“意义世界”：(1)居住在“大中国”(包括港澳台等地)的中国人；(2)生活在“中国周边”和海外的华裔与华人；(3)以中国文化为自我认同的(各国)知识分子⑤。人类学家李亦园对此概念补充认为，所有的中国人普遍具有这些共同的身份认同特征：(1)饮食习俗；(2)家庭伦理；(3)对算命和风水，即趋吉避凶的宇宙观的实践⑥。从历史的角度看，跨区域、宗教、语言或方言的民俗实践的统一性在集体认同的层面对“中国文化”认同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如中国的葬礼所发挥的作用⑦。 “中国”从其源头开始，就不断吸收来自不同地方的“营养成分”而发展壮大。同理，“中国文化”也从其发生开始，形成(以汉语言文字为载体的)“汉文化”基础，继而成为以汉文化为主体的、融合了历史上诸多群体之文化的广义的中国文化。而维系这条“河”或这棵“树”的便是近代著名哲学家所归纳的对“久”的信念，表现在“心性”这个概念中，这是中国文化的精髓⑧。这个信念也是中国文化延续的驱动力，与其核心宇宙观一起构成中国“文化自愈机制”的深层哲学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