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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原因，法国大学治理模式具有中央集权和学术团体“双重集权”的特点。20世纪80年代末，新公共管理改革深刻影响了法国高等教育的行政和组织模式，新的预算组织法、大学自治法、大学合并等政策及措施都进一步加强了校长责任制、绩效、质量等理念，削弱了传统上的学科组织逻辑。虽然法国大学变革的趋势在全球化背景下也受到同质性的质疑，但穆斯兰等学者的结论仍是支持本土化模式的探索与建构。全球化的未来并不明朗，大学在追求国际能见度的同时，更应该回归高等教育的本质，并更多地承担国家责任。
et allemandes)(1990)等一系列成果中细致考察了法国大学的内部组织模型和外部治理关系。与克罗齐耶相比，穆斯兰的视角更偏向于组织内部的行动，也更关注组织内的个体。 教师—研究人员是法国大学组织内最核心的个体，但学术工作个体化的特征使得大学教师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很弱，各自划分科研领域的意愿又强化了这一特征。[2]弱的人际关系又造成教研单位内部四分五裂，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小团体，每个小团体内部又展现出可能进一步被分化的倾向。传统遗留下来的法国大学的学术自由，为组织内部的教师—研究人员独立寻求各类支持提供了可能，特别是这些个体可以从外部(国家机关、地方行政区域、研究机构、基金会和企业)争取到资金和合法性的支持。当然，大学组织的存在离不开内部的行动者，因为行动者是唯一的系统支撑者，是唯一能赋予系统生命，并且能让系统发生变化的要素。[3]所以，教师—研究人员之间疏离分裂，亚组织各自维持张力，大学与教师—研究人员之间若即若离又唇齿相依，成为法国大学的隐性组织文化。 穆斯兰认为，大学亚组织的规模和数量在不同学校内部各不相同，但无论如何，以教研活动为中心的小型教学及科研单位都处于法国大学的中心位置，集中了同一学科或专业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因此，从理论上讲，教学及科研单位就是法国大学最基层的组织单位，但事实上，这些单位内部又产生了无数个正式或非正式的小群体组织。这些小群体组织不存在强有力的功能性依赖关系，却形成一种有效分离，即教师和研究人员能够以其身处的组织为屏障，减少与其他学部、院系或实验室成员的合作。[4]在这里，不同的小群体组织几乎扮演了一样的角色，即把不同的学科进一步分化，使得学科知识朝着更加专门化的方向发展。同时，小群体组织在学科之间还建立起了难以打破的壁垒，这些壁垒反过来又恰好成为学者们维护自身独立性的保护屏障。 通过对德国大学和法国大学的组织特征比较可以看出，德国大学的自治程度高于法国的大学，德国大学教师的归属感和组织忠实度也更强。[5]可以从两国教师聘用制度为例来说明这种差异。 在法国，由于历史原因，大学内部基层单位的权力很大，专业性也很强；在教师聘用过程中，专家教授的话语权有着绝对影响力；决策程序往往只是形式，对于大学组织的整合作用非常小；上层机构也不会反复认真研讨提议，基层组织的建议就是决议。高度的专业化赋予了法国大学教学与科研单位极大的权力，大学领导层能够发挥的余地很小。但是，法国大学各个基层单位之间的关系比较松散。法国大学决策机构在选举时往往充满着政治冲突，只不过在平时运行过程中显得一团和气，机构内部成员的到场和维护各自利益远远胜于他们在参与集体决策过程时所做出的努力。[6] 德国大学的决策过程则表现出循环性和持续性。大学决策机构在运行上更加严密，每一项建议都会得到认真审议，并且决策代表都能够积极承担责任，也不会把决定权轻易交给他人。大学对决策过程也进行全程监督，督促每个参与者遵守规章制度。学校整体的决策机制塑造了学校的话语权，与法国的模式俨然相反。当然这不代表德国大学内部学科之间是和谐的。事实上，德国不同专业和个体之间在人员招聘、教学科研等工作中的竞争屡见不鲜，只不过，在德国大学内部即便存在个体微弱的意志，但最终仍然能够形成共同的价值并支持大学采取共同的行动。 二、高等教育全球化与法国大学的合并浪潮 近些年来，世界主要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都经历了快速而深刻的变革。虽然民族国家的特征依然明显，而各国改革的原则和特征又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7]可以看出，高等教育的全球化不仅极大地便利了师生流动、学术交流、科研合作，同时促进了各国建设大学经验的相互比较和借鉴以及国际大学评价体系的建立。作为高等教育先发国家，“法国大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和良好的教育传统，然而在世界大学排名中的表现却差强人意”[8]。学界普遍认为，法国大学小而散，大学层面缺乏领导力，教育与研究单位之间壁垒横亘，科层制度导致管理效率低下，跟不上时代发展，从而导致国际能见度低。大学合并似乎成为一条简单易行的道路，因为合并不仅可以增加人员数量，有利于重新洗牌打破学科界限，受到国家重视，特别是可以提高大学的国际排名，得到世界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