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国而言，准确评估外部安全威胁并及时进行战略调整，是维护其利益和地位的基本前提。对外部安全威胁的评估涉及多个部门和多种利益，决策者的利益诉求和威胁认知也是多元的，并且经常存在冲突。在漫长的决策进程中，外部环境瞬息万变，各种干扰因素不断出现，信息扭曲也经常发生，评估外部威胁也就成了一件充满艰难与挑战的工作。 “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美国相继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了两场反恐战争，促使其确立了以反恐战争为战略重心。事实上，这两场反恐战争在美国国内形成了支持继续战争的利益格局，这种诉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政策制定，并试图进一步塑造美国大战略的走向。然而，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美国对外部安全威胁的评估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逐步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并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应对所谓中国崛起的挑战。在这一时期，美国同时将打击恐怖主义和应对中国崛起作为战略重点。特朗普上台以后，进一步调整美国的大战略，将国家间竞争而非恐怖主义作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考虑，将应对所谓“修正主义”的中国挑起的长期战略竞争作为大战略的重心。① 那么，美国是如何评估外部安全威胁的？美国的大战略是如何从打击恐怖主义转变为应对中国崛起的？哪些因素塑造了美国威胁评估转变的政策过程？回答这些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它涉及2006年后美国大战略的重大转变，更关系到美国对华战略的谋划。如果追根溯源，美国大战略之所以出现如此重大的转变，其中缘由错综复杂。是因为美国总统践行的自身战略设想？还是因为一些智囊在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力推？是因为外交精英的战略辩论？还是因为总统身边的小团队与军方之间博弈达成的结果？深入探讨以上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它不仅有助于我们考察美国大战略调整的深层次原因，还有利于我们探究美国外交战略的连续性问题，以把握美国安全战略制定的深层机制。本文试图从威胁评估入手，考察美国大战略转变的全过程。 一、对威胁评估的既有研究 外交政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适时调整，因而威胁评估往往与战略调整密切相关。在某种程度上，威胁评估是国家战略行为的逻辑起点，如果这一过程出现问题，外交战略将很难成功。②对于如何评估威胁，以及哪些因素影响威胁评估，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斐然，已经有大量成熟的研究。总体而言，当前学术界研究威胁评估主要存在理性主义、政治心理学和社会文化三种代表性的路径。 (一)理性主义的路径 以现实主义为代表，国际关系研究中长期存在一种理性主义的路径，即假定行为体是理性的，可以通过自我智识来权衡利弊，以某种最佳途径来实现自我某种功能性的最优目标。③在理性主义的路径下，对国家如何进行威胁评估的研究呈现出高度的连续性，在战争与冲突、威慑与强制、结盟与制衡以及危机管理等诸多涉及国家战略行为的领域取得了众多成果，至今仍然充满了学术生命力。理性主义普遍关注的问题是，领导人在信息不完全的状态下容易因评估错误而走向战争或冲突。④那么，有哪些因素影响国家的威胁评估？什么因素导致了国家的威胁评估出现了偏差？在理性主义的路径下，学术界主要关注三个层面的因素。 首先，关注实力的分布与转变对威胁评估的影响。探讨实力和意图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是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相对而言，对威胁评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统安全领域，尤其是在战争与冲突的原因上。在这其中，学者试图找到威胁评估与冲突之间的关联，特别是其对决策的影响。⑤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和学术研究不断取得进展，关注实力的分布与转变对威胁评估影响的研究逐渐集中到两个议题上。 其一，国家如何评估威胁以制衡其他国家。相对而言，早期的研究更加关注权力均衡及其带来的威胁，以及权力结构对国家威胁评估的影响。⑥在冷战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美苏领导人对权力和威胁的认知和评估是影响外交决策的关键。⑦换言之，国际结构带来的压力迫使国内政治精英对外部威胁进行评估，然后制定是否要制衡对方的战略。⑧公允来讲，对于权力制衡的研究相对单一，理论机制也较为简单。如果将威胁评估置于选择联盟进行外部制衡的维度，我们对国家行为的考察将更加深入和透彻。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调整了研究的视角，他认为，国家结盟主要是为了制衡威胁，而非制衡权力，其中，威胁评估主要基于综合实力、地缘的毗邻性、进攻实力和侵略意图四个方面。⑨该研究丰富了我们探讨威胁评估与制衡机制之间关系的理论空间。冷战结束之后，随着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学术界出现了对其他大国为何不制衡美国的讨论。有学者认为，一个国家是否制衡另外一个国家，取决于其对该国的威胁评估水平：威胁评估越低，越容易采取结盟的方式来制衡。⑩总体而言，这一系列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我们对威胁评估的认知层次。 其二，权力变迁与威胁评估的内在关系。国家兴衰是人类社会无法回避的规律，不管是在全球层面，还是在地区层面，权力的变迁是一种普遍现象。总体而言，通过国家现有的军事力量来判定其是否具有威胁，这是最为基本、也是最为重要的研究路径。(11)如果在理论议题上进行分类，学术界一般将权力变迁的政治现象集中在霸权国和崛起国，以及维持现状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霸权国和崛起国这两个概念聚焦于国家力量的格局，特指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转移，探讨的是衰落中的霸权国与崛起中的大国彼此的威胁判定与战略互动。(12)权力转移理论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具有强大的解释力。随着近年来中国的崛起，对中美之间权力转移的理论解释成为研究热点。(13)特别是对于“中国威胁论”的研究，基本代表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忧虑。(14)在某些理论家看来，崛起国对霸权国的挑战几乎是必然的、宿命的，结果也必然以走向冲突或战争的悲剧而收场，这是因为大国视彼此为威胁，也无法了解彼此意图，只有成为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才能保证安全。(15)他们认为，在当前国际社会中，崛起中的中国正在威胁美国的地位和安全，而美国也越来越视中国为一个持久的威胁。(16)由霸权国和崛起国的分类可以推出维持现状和修正主义两种国家类型，这种分类更加关注威胁评估和意图判定，即是否有意打破既有的权力格局。(17)具体到中国崛起领域，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战略文化是进攻性的(18)，这一观点往往把中国视为巨大的外部威胁和一个“修正主义国家”。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军队影响力的上升令中国越来越好斗，中国领导人在战略文化上对“防御的崇拜”会将对外使用武力合理化为防御措施。(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