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互联经济格局重构的国际政治经济分析　　

      经济全球化或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当时，由于科学技术进步和交易成本降低，跨境贸易、资本和劳动力流动显著提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很多国家实施保护主义措施，全球化进程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全球化重获发展，并不断深化至今。纵观全球，亚太地区经济的繁荣正是经济全球化推动地区发展最具代表性的成功案例。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互联经济体(Interconnected Economies)这一概念由此产生。①互联经济体之间产生的经济联系，我们称之为互联经济。2014年，中国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峰会通过了构建融合、创新、互联的亚太的北京纲领。②2016年，中国杭州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提出构建创新、活力、互联和包容的世界经济。2017年，德国汉堡G20峰会的主题也是塑造互联的世界。由此可见，互联经济已成为世人瞩目的全球性议题。

      互联经济是经济全球化更为专业的一种表述。一般来说，互联经济指通过消除贸易壁垒或者联结金融潜能而形成的巨大经济体量，进而通往深度经济一体化；参与互联经济的经济体不仅通过贸易，还通过投资或者生产外包的方式，进行大量的商品合作生产与交易；互联经济借助全球或者区域价值链，通过专业化分工，把参与其中的经济体联结起来，彼此相互合作与影响。这也是本文选择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研究亚太互联经济的初衷。

      一、亚太互联经济的理论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深化的经济全球化使得国际分工越来越细化。在贸易方面，从产业内分工发展为以产品内分工为主，使生产专业化更加细化。随着双边投资协定(BITs)和区域贸易协定中投资条款的不断增多，投资国和引资国的各种投资动机促使跨国公司业务遍及亚太国家/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格局日新月异，这些都影响着亚太互联经济的发展与变化。全球化是亚太国家/地区经济繁荣的强劲推动力。为了保证全球化始终保持正向的推动力，各国不仅要推行有序的国内改革，还要积极参与基于国际规则的合作。

      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些学者对亚太经济发展格局和战略进行了国际政治经济分析。③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在其著作《全球化的悖论》中，阐述了19世纪早期形成全球化时代的三个重要变化：一是各种新技术的出现，如蒸汽轮船、铁路和电报等交通通信技术革命极大地降低了贸易成本；二是随着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等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思想的传播，使世界主要经济体政府放松了对贸易的限制，诸如对进口关税的限制；三是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广泛采用的金本位制使资本能够在国家间自由流动，这使国家不必担忧货币价值和其他金融问题的任意变化。④以上三个方面的变革为亚太互联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理论指导和要素流动的多方面基础。

      迈克尔·马斯坦杜诺(Michael Mastanduno)将20世纪最后十年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发生的重要转变归纳为三个方面：美国和日本经济竞争的终结、挑战“华盛顿共识”的新兴经济体的最优对外经济战略，以及美国单极霸权的延续。对上述转变的深刻理解，需要关注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力量的相互影响。⑤除此以外，马克·希利(Mark Hiley)认为，亚太地区国家经济环境和国内比较优势经历了明显的结构转变和再调整，特别是亚洲国家制造业部门的工业化进程和出口模式的变化，加速了上述结构转变。⑥正是这种经济结构和国际分工模式的转变，亚太地区价值链合作模式不断蔓延，由此加速了该地区互联经济的深入发展。

      目前，亚太互联经济已经进入深度一体化阶段，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奇迹”震惊了世界。魏燕慎认为，早在20世纪中后期，随着亚太地区“增长三角”经济合作区的出现与迅速发展，“增长三角”成为新的经济合作形式。⑦正如高连福强调，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也造就了“亚太世纪”之说的成立，即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东亚地区经济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进而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⑧关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彭思达等认为，在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新经济中，美国通过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经济结构升级和转移效应、经济互补效应以及各国间经济制度和发展状况的差异，对亚太经济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也使美国在亚太经济格局中的超强地位进一步强化。⑨对于亚太地区的国际规则，高程认为，美国改变对国际规则的战略定位和操纵方式体现在其对外政策上，其一是将构建规则网络的重点由全球范围转向亚太地区，其二是建立以发达国家集团诉求为基础的国际经济规则圈。⑩李俊江也强调，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亚太经济战略成为美国对外经济战略的重要内容，美国以亚太地区作为实施全球战略的重要立足点和出发点，以贸易、投资与技术输出和经济援助为手段，全方位参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加深与亚太各国的经济联系。(11)

      现实中，亚太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正是这种发展水平的异质性造就了国家比较优势的不同。20世纪6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生产体系经历了以进口替代促进出口导向的“雁行模式”(Flying Geese Pattern)，演进为目前盛行的错综复杂的价值链体系，这种分工充分体现了比较优势理论的现实应用(更确切地说是竞争优势)。21世纪初，“雁行模式”的更迭体现了亚太产业的转型与转移，随着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不断攀升，越南、孟加拉国、柬埔寨等国的制造业也正在崛起，这些曾经贫困的东南亚国家开启了新一轮的工业化。目前，一方面，亚太互联经济格局出现了动态变化，国家间在经济产业结构上的更迭使亚太经济结构呈现重构的趋势。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行逆全球化之道的美国，正联合亚太的政治盟友并利用国际经贸新规则，与中国在亚太地区展开了大国关系的博弈；另一方面，国际秩序重构(或国际规则的重塑)与亚太互联经济格局重构，虽然两者是沿着两条轨迹并行发生的，但彼此之间存在必然联系。所以，本文的研究重点是国际秩序重构如何影响亚太互联经济格局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