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对经济学的偏好不变与效用最大化假定的修正，本研究试图建立一个刻画有限理性行动者偏好改变与行为策略的理论模型，以便更好地解释复杂的真实行为过程。首先，让我们来构想一种常见的现象：某位看重职业能力提升的技术官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为官清廉，拒斥灰色收入。但在临近退休或面对前所未有的巨额诱惑时①，却突然出现贪腐渎职行为。通常认为，这种看似匪夷所思的变化不难理解：官员对灰色收入的偏好一直存在，其行为的先后差别只是在收益预期、风险控制水平等外在约束条件变化后的正常反应。这里遗留下两个重要的疑问：第一，官员之前的清廉行为是否一定是“成本—收益”考虑下，隐藏贪腐偏好的结果？会不会存在偏好改变的可能？第二，无论清廉或贪腐，官员的行为是否一定是根据自身偏好精细计算后的最优选择？会不会存在因信息、判断力或诉求模糊性等造成的“次优决策”可能？针对更普遍的情境还可进一步发问：如果在一段时间内出现清廉或贪腐的行为反复，这是否意味着官员只是在具体情境下显示了稳定双重偏好（技能提升与灰色收入）的不同侧面，并且每次都做出了全面、“正确”的“效用最大化”选择？ 本文认为，以上讨论不能在经典行为假定框架内得到满意的答案。事实上，效用最大化假定②已经遭到了其他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研究者的大量批评（斯梅尔瑟、斯威德伯格，2014）。在经济学内部，赫伯特·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bounded rationality）（Simon，1955；西蒙，1989）更是直接而深刻地挑战了经典模型，提出分析真实决策过程的“满意法则”（satisficing）。相比之下，偏好不变假定虽然同样备受质疑，并在多学科的经验研究中屡遭“证伪”，但改变这一假定后的理论建模工作却相对滞后，我们将就此做出尝试：借用有限理性的基本概念和分析工具，建立一组包含历时性偏好改变与行为反复的理论模型，用以分析连续过程中偏好与行为策略之间的复杂关系。 本文内容沿如下脉络展开：首先，回顾既有研究对偏好不变假定的质疑；其次，按照“偏好—行动”的不同关系，建构四种行动者模型；再次，依托行动者模型，分析偏好产生和消失的连续过程，并与“显示性偏好”理论（Revealed Preference Theory）的既有解释展开对话；最后，指出进一步可能的研究方向。 一、文献回顾：对偏好不变假定的多学科质疑 传统经济学的偏好不变假定是指一个人的偏好是给定的，不因经济环境、生活环境以及收入增长等因素的变动而改变。按照贝克尔的定义，偏好不是对某一具体商品的诉求，而是在生物学基础上进化而来的实质性目标③，如声望、健康等（贝克尔，1995）。 如果将偏好视为个体心智机构中的重要一环，偏好不变实际上假定了一类人格稳定的行动者。从这一思路考虑开篇提出的现象，似乎不难给出简洁的答案：官员始终持有对技能提升和灰色收入的双重偏好，并可通过抽象统一的收益值在二者间实现自由兑换。官员看似反复无常的行为无非是基于“成本—收益”情境的合理选择而已，不能被视为偏好改变的证据。不过，以上解释至少留下了一个疑问：如果一部分官员的贪腐偏好的确发生了变化，其行为能否在原有框架中得到甄别，而不与其他类型混同？ 近年来，行为/实验、神经等新兴经济学分支和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都已开始突破偏好不变假设。第一类研究主要关注偏好的历时性变化。例如，鲍尔斯（Bowles，1998）认为经济结构和政策等因素会塑造行动者的内生性偏好，并以此来解释相应的行为。黄凯南（2013）从偏好与制度的交互关系入手，指出二者处于共同演化之中。伊祖玛等人（Izuma，et al.，2010）的研究则给出了偏好历时变化的微观证据：在严格受控的实验中，行动者的历史选择会明确改变随后的行为偏好（choice-induced preference change）。 相比之下，关注偏好情境性变化的第二类研究似乎更具颠覆性——即便是在一次决策内，行动者的偏好也未必稳定。诺万斯基等人（Novemsky，et al.，2007）揭示了给定（单次）选择中的流畅性（难易程度）会影响消费者的偏好。诺雷斯和西蒙森（Nowlis & Simonson，1997）则发现，参照组与实验组消费者的偏好显著差异与（是否以及如何设置）比较品牌高度相关。海斯等人（Hsee，et al.，2006）将以上发现推向了一般化：在多项选择和单独选择两种不同的情境中，行动者会出现偏好逆转（preference reversal）的现象。 在这类研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行为经济学的理论进展（凯莫勒等，2010）。通过系统分析有限理性行动者在决策过程中的偏好不一致情况（Kahneman & Tversky，1979；Tversky & Kahneman，1992），卡尼曼等人提出了著名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为情境性条件下偏好改变及其引发的行为变化提供了基础模型。 多学科的研究新进展表明，偏好改变已经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贝克尔本人也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口味的经济学分析》的中文版序言中指出，中国快速的经济社会发展提示“我们不仅有必要分析给定的偏好对价格以及所生产的商品的影响，而且有必要分析经济的飞速变化如何反过来影响偏好的形成”（贝克尔，2000）。应当指出的是，在实验或经验观察中证明偏好可变是不够的；情境性分析也不能很好地解释长时段内偏好与行为的连续变化，尚需建立描述历时演化过程的理论模型。我们将从划分代表不同“偏好—行动”关系的行动者类型来开始这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