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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研究中对人们的社会比较倾向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绝对收益考虑、相对位置考虑和平等主义考虑。通过针对在校大学生和在职人员两类群体的问卷调查，本文探讨了不同条件下人们社会比较倾向的复杂性和变异性。研究发现，随着比较事项、参照群体和社会身份等条件的变化，个体的位置考虑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在参照群体从其他人变为同事后，无论是在校学生还是在职人员在所有事项上的相对位置考虑都明显降低，而平等考虑和绝对收益考虑明显增加。当参照群体为其他人时，在几乎所有事项上在职人员明显比在校大学生表现出更低的相对位置考虑和更高的平等考虑；而当参照群体为同事时，在绝大多数事项上在职人员的位置考虑与在校大学生没有显著差异。
，2008；Solnick & Hemenway，1998；Solnick et al.，2007），学者们通过经验数据证实了人们具有明显的相对位置倾向，这种相对位置倾向甚至突出地表现为，即使需要增加个人成本或者放弃一定的绝对收益，人们也愿意选择比别人越多越好（Carlsson et al.，2007a）。为什么行动者会具有相对位置最大化的追求呢？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位置考虑是完全理性的，较高的相对地位对达成目标至关重要（Frank，1985a；Sen，1983）。在同等的成本或资源占有量前提下，相对位置下降，人们所得到的效用下降；相对位置上升，则得到的效用提高。调查数据表明，当人们处于相对优势地位（包括相对收入、人际竞争等方面）时，其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也相对较高（Easterlin，1995；Luttmer，2004）。 但也有些研究强调不公平厌恶和人们的平等偏好，认为人们会有位置考虑，不是为了要比别人更好，而是追求相对平等。如果出现不公平的情形，人们将会表现出不满甚至怨恨。越来越多的经验研究证实了人们公平偏好的存在。行为经济学家进行的大量“最后通牒博弈”实验研究发现，大部分人在面临分配决策时并非追求自我收益最大化，而是关注与其他人的比较，更倾向于平等分配，甚至以放弃一定的绝对收益为代价（Fehr & Schmidt，1999）。Norton & Ariely（2011）的调查发现，人们描绘的理想社会倾向于贫富差距的减小。无论对分配政策的关注是基于风险厌恶情绪（Ravallion & Lokshin，2000），还是纯粹的平等主义偏好（Thurow，1973），都体现了人们是希望平等的。平等与否直接关系到人们的主观幸福感（Alesina et al.，2004；Graham & Felton，2006；Oshio & Kobayashi，2011；Senik，2005）。 这些研究表明，绝对收益、相对位置和平等主义这三种假定都有其现实基础，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人们更关心自己的绝对收益？又在什么情况下更在乎位置考虑？到底哪些因素影响着人们社会比较倾向的变化和差异呢？ 有国外学者已经对人们的位置考虑进行了一些经验研究，他们主要关注的是位置考虑在不同领域和比较事项上的差别（Celse，2012；Solnick & Hemenway，1998，2005；Solnick et al.，2007），但这些研究尚未涉及参照群体变化是否引起人们对位置考虑的变化。而且，这些经验研究的调查对象主要是在校学生，其发现是否适合于在职人员并未被严格检验。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引入参照群体和社会身份两个因素，考察位置考虑在比较事项、参照群体、社会身份等条件变化后将发生何种变化。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这部分，我们分别讨论比较事项、参照群体和社会身份对人们位置考虑的影响，并提出研究假设。 （一）不同事项上的位置考虑 以往的研究发现，人们在不同事项上的位置考虑可能不同。这些研究最早主要集中在收入和消费领域（Veblen，1899；Duesenberry，1949）的位置考虑。Frank（1985a）认为人们更倾向于选择绝对收入低但相对收入更高的报酬。随后，位置考虑的研究领域得以扩展，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其他比较事项，比如休闲、汽车（Carlsson et al.，2007）、化妆品（Chao & Schor，1998）、相貌（Hamermesh & Biddle，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