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18)04-0077-17 一、引言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1927-1932)的政治取向，历来为学界所关注，不乏相关的研究成果，但于其作为群体的政治心态，则缺乏应有关注①。从广义上说，心理概念包含静态与动态两大范畴，静态心理虽然“支配人们的思维方式以及思维所产生的思想，而基本不支配行为”；动态心理即“心态”，“一方面是心理存在和运行的基础，另一方面还是人们的行为以及行为结果所产生的基础，是支配行为的。”②政治心态是人们在政治生活中呈现的动态心理，由是切入，我们对于问题的探讨便有了一个新视角：藉此可以观察人性幽暗的多面相，避免认知的简单化；同时，缘是以进，对近代知识阶级尤其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乃至于对近代历史长远发展的理解，也可获致深化。本课题不仅有重要学术意义，而且饶具兴味。 从严格意义上讲，近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虽然“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日趋分化，但其时北京知识界的生态特点，实际上又决定了“语丝”、“现代”、“猛进”等派别林立的知识界并无严格的思想界限，呈现出的更多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共相。时在北大读书的王双西回忆说：三一八惨案发生前，由于段政府难得作为，“这使政治势力和思想流派的分(和)合更加自由和顺畅”。北京的副刊与期刊，“都是偏重文艺的，很少讨论到严重的思想问题或政治问题。有时候争论点非常琐碎，譬如进行于鲁迅和陈西滢之间的笔战，牵涉的竟往往是些‘私事’”。“操军权的冯玉祥系，操政权的安福系与政学系，以及主学政的国民党、研究系和共产党领袖之间，似乎彼此并不存着不要调和的斗争，人事关系错综复杂，思想界很不清楚。在少数的上层领袖，多数的下层群众中，流行着普遍印象，仿佛革命问题可以解决于私人联络，能取胜于文字争辩，能赢得于示威请愿。这个‘时代’，我们可以称之为革命的浪漫的、文学的、蜜月式的阶段。这个阶段在历史上经常以热的铅和红的血来结束，而三一八惨案恰好给了这两件必需的东西”③。迄国民革命高涨，北伐军起，思想对立始趋尖锐。现代派、研究系知识分子在三一八惨案中竟然提出了所谓“群众领袖的责任”问题，是知识阶级内部公开分裂的重要表征，前者所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属性，从此愈益彰显。 从《现代评论》到《新月》，再到《独立评论》，现代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发展的同时，其内在构成也生变动：一是以王世杰、朱家骅等为代表的一批有国民党员身分者归入了体制内，成党国政要，“再也没有见到的机会了”④；二是从海外先后归来的蒋廷黻、罗隆基、王造时等后起之秀相继加盟，成其新锐。研究系的张君劢、张东荪诸人硕果犹存。但更值得注意的是，1926年9月在张季鸾等人主持下《大公报》复刊，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公然倡言“完全公开，作人民真正喉舌”⑤，言论风采倾动一时。胡适称赞它“后生可畏”，短短数年间，在新闻界异军突起，成了“中国最好的报纸”⑥。《大公报》立足北方，与《新月》等遥相呼应，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另一支举足轻重的生力军，影响深远。也惟其如此，上述南北交相辉映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自然成了本文集中考察的生动典范。 二、以“一切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的指导者”自居 近代知识阶级在五四时期形成的同时，便怀有充当社会精神领袖的自我期许。这可追溯到晚清梁启超最初提出的建立“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的构想。随着国民革命肇端，它所提示的政治取向与自我体认，尤其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愈趋自觉⑦。1924年底，胡适诸人不赞成国共两党抵制段祺瑞政府召集的善后会议，执意参会，已显示出了自己的政治个性。故任鸿隽致书胡适说：“你在文学上的尝试已成功了，政治上的尝试想来不会失败，这是我们可相信的。”⑧周鲠生更发表文章指出：当今中国政治上存在三大势力，除了军阀和政党外，便是“在社会上具有一种精神的势力，而常为一切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的指导者之智识阶级”。因之，善后会议必须有“物望所归之中坚人物”，亦即“智识阶级的领袖”参加⑨。其观点十分鲜明。善后会议虽未成功，胡适且因参会倍受压力；但重要的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自认在政治上“三分天下有其一”，并具有在精神上领袖群伦资格之心态，却由此浮上了政治台面，以至于虽有国民党员背景，当时却是重要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性人物的北大教授王世杰甚至认为，包括国民党在内，中国现有各派政治势力都缺乏应有的思想和精神领袖，中国社会运动的当务之急，需要有如同19世纪末英国费边社所代表的那种知识阶级权威的指导⑩。所以，毫不足奇，北伐军初起，知识阶级多持自以为是的超然态度。1926年10月初，复刊仅一个月的《大公报》在双十节发表献辞说：“自今以往，知识阶级必将于思想倾向种种不同之中，而悟第一步共同救国之大路，所余者，惟有权阶级对于思想问题之态度如何而已”(11)。这即是说，时局应如何发展各方当听他们的意见。该报负责人吴鼎昌更发表《世运转移说》，声言时代变迁的主动权掌握在知识阶级手中：“吾人以为世运转移之责，不在今日之所谓将相，而在今日之所谓士大夫(士大夫之称，即今语所谓智识阶级)”(12)。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一切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的指导者”，即以社会精神领袖自居之政治心态，不仅溢于言表，而且在事实上表现为力图引导中国政治走向的种种努力。北伐期间，他们分处于南北不同政权(势力)之下，此种错位恰为我们考察其政治心态提供了得以切换视角的难得空间。 《大公报》几乎经历了北伐的全过程，它与《晨报》一味贬抑、攻击和抹黑北伐军不同，无论战况报道还是社评，都显得不偏不倚，中庸之态可掬。例如，《岳阳战事之因果观》(13)报道说：南军取胜之道，在于善待士兵，故能用命，为主义而战，故能纪律严明，有进无退；相反，北军致败，端在诱之以利，争夺地盘，内部不能统一。分析就比较客观。又如，社评《军阀与党阀》写道：“吾人不敢赞成军阀专制，然亦何可赞成党阀专制”？故北方之欲以军治国，南方之欲以党治国，吾人不必问其具体政策与主义安在，“皆一视为大乱将至，而期期以为不可者”(14)。各打五十大板，算是“一碗水端平”。但实际上，这仅是表象，它既以社会精神领袖自居，总要表现出“客观”、“公正”、“公平”，以便使自己随后对南北的“指点迷津”听起来具有某种亲和力。《大公报》接连发表诸如以下的社评：《话说天下大势》、《劝南北猛醒》、《南征北伐可以已矣》、《回头是岸》等，从标题上便不难看出，其本意乃在引导双方止战言和，即所谓：“各方化除陈见，推诚协商，为政治开一和平的彻底改造之途径。”(15)张季鸾亲撰的社评说得更具体：“国事须大改造，亦实不得不改造”，但大家皆中国人，建设独立自由之中国，党与不党，人同此心，再战何益？“北方军人固应舍旧观念，取新方针，要求南军提出办法，公开会议，谋统一新政府之建设。国民党人，亦应旁采各方之见解，修正本身之态度，使民国十五年成为第二辛亥。中华民国之新生命，庶内由此而萌芽成长焉，岂不休哉……舍武力而谋和平，回头是岸，此其时矣。”(16)由于北伐军占武汉顺江而下，气势如虹，故《大公报》重点是对南方施压。张季鸾用前溪笔名在《注意国际国内情形》社评中再次强调说：“据上述国际国内情形，可断言今后蒋军若持久于武汉，或进步于南北，国内之战争延长，国际之危险纷至，错综变化，即在目前，此吾人所由希望南北军人，抛弃武力，别求政治上解决之道也。”(17)明显语带威胁。1926年9月14日，国民党公开宣言志在统一，无意和谈(18)。《大公报》虽刊载了这篇国民党宣言，却不示弱，10月9日，其社评引13位外国公使的息兵电，以更强硬的口吻进一步警告南方：“结局如何，党军兵力，固不能犯北方。故一党专政，万不能成事实。是以就南方言，应修正态度以减反对”。“今日东南之战，终不能彻底，党军之不能消灭，及其人不能北犯，皆成既定之形势。再战数月，亦复如是”(19)。这无异于是说：南方想靠武力统一，这是不可接受也是不可能的。需要指出的是，此种强硬态度与《晨报》如出一辙，足见此乃北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共同政治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