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费孝通走完了漫长而曲折的一生。作为20世纪中国最为杰出的社会科学家之一，费孝通于跌宕多姿、悲欣交集的生命历程中所累积的近千万文字以及凝结其中的丰厚思想倏然进入了历史。综观费孝通一生，从青年时期主要关注乡土重建与文明转型到第二次学术生命时期侧重研究乡村经济与边区开发，直至在耄耋之年倾力寻求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明之间的相处之道，其思想画卷随着中国现代转型的持续推进而徐徐铺开。然而，在研究主题的转换间却始终隐伏着费孝通一以贯之的思想关怀，即，在中国现代性进程中怎样找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接榫之处和契洽之点，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保持富有张力的平衡并最终迈向一个美好社会（陈占江、包智明，2015）。这一所谓的“费孝通问题”既是费孝通终身对中国现代性的探寻和质询，亦是中国现代转型必然面临的思想拷问和实践困境。 费孝通去世后的十余年间，其思想不仅没有被扔进“历史的垃圾箱”反而散发出耀眼的光芒、传递出清晰的回响。通过中国知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发现，2005年之前以“费孝通”为主题的论文为532篇，而2005-2017年间的相关论文则高达1196篇。同样，以“费孝通”为主题的非连续性出版物亦于2005年之后显著增多。费孝通研究分布的学科领域逐渐从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扩展至整个哲学社会科学，而乡土中国、差序格局、多元一体、文化自觉等概念亦已成为中国学术的重要词汇。可以说，自2005年以降，费孝通研究的热度抑或费孝通思想的影响无不呈遽增之象。于此过程，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升，民众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传统文化的热度有增无减。费孝通一生“寻求富强”的宏愿似乎昭然可期。然而，社会秩序和心态秩序的双重裂变所引发的诸种危机无不表明，中国现代性依然深陷于“古今中西”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荷戟彷徨。置身中国现代转型的复杂语境，学术界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推进费孝通研究显然更多地基于当下的社会困顿而非仅因费孝通生前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苏力，2007）。 毋庸赘言，费孝通思想深深嵌入于20世纪中国的现代转型，而费孝通研究则是基于现代转型的新情境所进行的思想矿藏采掘。事实上，无论是费孝通还是费孝通的研究者都是站在“传统—现代的连续体”上的“过渡人”（金耀基，2017：77）。准此而言，本文系统梳理2005至2017年间费孝通研究相关文献的旨趣，不仅在于总结和把握费孝通研究的新进展、新趋向并对之进行批判性反思，且试图以中国现代性为经、以费孝通研究文献为纬，在经纬交织中勾勒和呈现费孝通的思想世界。透过费孝通的思想世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触摸或窥测我们的历史命运、现实处境、时代关切和思想焦虑。 二、城乡之间：乡土中国的现代转型 众所周知，费孝通的生命历程与中国现代性的历史进程、现代中国思想的发展历程具有高度的时间重叠。在人生史、社会史和思想史的交汇处，中国现代性的寻求和质询成为费孝通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使命。费孝通终身致力于为乡土中国的现代转型寻找内生性动力和可能性出路。在他看来，乡土中国的现代转型必然在城乡关系中展开，而城乡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现代性的进程和形貌。从城乡关系这一维度出发，费孝通提出的一系列命题、观点、论断、理论，为思考中国现代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一）农村经济思想的再发现 费孝通自述一生的研究围绕《少数民族的社会调查》和《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两篇文章展开，而这两篇文章的共同主题即为“中国现代转型”。为了减缓乡土中国现代转型的苦痛，费孝通青年时期即投身于农村研究并提出以城乡关系和谐、社会渐进转型为旨归的乡土工业思想。毋庸赘言，现代转型是一个乡村不断减少、城市相继扩张的历史进程，而这一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将乡村作为城市化的资源供给地并试图以乡村的“自然”消失来实现城市的扩张。顾峻（2006）从费孝通乡土工业思想中挖掘出批判上述现象的思想资源。在他看来，费孝通的乡土工业思想隐含着以乡村为本位渐进实现城乡一体的“乡村内生城市化”道路，而这一道路应当成为中国的制度选择。显然，理想照进现实需要历经曲折探索。某种意义上，彭南生、金东（2010）的研究梳理了这一历史。二者将乡村工业化思想—小城镇思想—区域经济发展思想的内在演变与现代转型的具体过程进行关联性考察，呈现出乡村内生城市化的某种可能与现实困境。 相比于前者，李金铮（2014）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费孝通农村经济思想的阐发更为系统。在对费孝通关于农村人地关系、土地分配、农业经营方式、手工业生产等思想深入考察的基础上，李氏指出：费孝通在人地紧张这一国情约束下所提出的经济思想充分体现了当时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与结构性矛盾，而中国农村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农村经济变革的系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与大多数学者将目光停留在“经济”层面不同的是，潘建雷（2015）则将目光转向“社会”，把费孝通的农村经济思想纳入到社会转型这一背景下考察。在他看来，积极发展乡土工业是中国现代转型避免巨大震荡的路径选择。一方面，植根于农村的乡土工业可以推进农村的渐进式转变，减少旧要素的阻碍和新技术、新组织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相较于集中化、规模化的城市工业，乡土工业可以抵御来自世界市场和经济危机的风险，并降低因原料地与生产地分离而来的成本。王俊敏、王晓琳（2016）则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江村合作经济90年变迁的考察，反思费孝通的合作思想与具体实践之间的距离。二人指出，费孝通强调乡村工业化应以农民的主体性、技术与组织的互构性、乡村外部与内部的协调性为基础，而中国现代转型所引发的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结构性失衡和功能性失调日益侵蚀乡村经济合作的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