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1917年，在新教伦理及现代西方基督教文明研究的基础之上，马克斯·韦伯致力于研究印度和中国社会，推进其比较文明的研究，出版了《儒教与道教》《印度教与佛教》等宗教社会学的奠基之作。其中，韦伯对佛教的解说基本以原始佛教为模板，即注重个人解脱的、避世禁欲、冥思性的宗教，质言之，中国大乘佛教的数千年之传统被置于亚洲的“巫术的花园”当中，可以说是被忽略了（韦伯，2004；2005）。韦伯的这一理论范式可溯源至汉学家们对东方经典的翻译、解读，也受到西人游记和猎奇之作等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之命运投射在了中国佛教的身上、成了被遮蔽的叙事：佛教与中国社会的密切关联被忽视了；中国佛教徒以佛陀为榜样、以度众生为誓愿的千年历史也被忽视了。类似的理论范式的影响持续至今，西方学术界在佛教研究当中的一些固有偏见，如重源头、重早期文本而轻流传演变、重印藏佛教而轻汉传佛教等趋势，仍然在有意无意地影响学者的视野。 但是，实际上，与韦伯的著述基本同时，中国佛教界与思想界已开始积极应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挑战，呈现出革新、创变的巨大潜力，开启了民国以来中国佛教反思、整理与复兴的新篇章。其间知名者，不仅有精研佛学与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如梁启超、胡适等，亦有不世出的高僧如弘一、虚云、太虚、印光等，他们承接了中国佛教与佛学的传统，导向了革新的实践。例如，1912年，太虚大师于镇江金山寺树立其“佛教革命”之名声，欲以佛教协进会等形式，以金刚之怒目、轰顶之霹雳，撼动而警醒彼时颟顸之僧、弱国之民；其佛教改革、救国救民的事业具有新思想之基础；而从现代学术史的角度来看，以太虚大师为中心，亦可勾勒出丰富的中西思想交流线索。 太虚大师（1890-1947）是近代集中国佛学思想之大成者、近代佛教革命与革新的实践者、以佛法导引现代人心的“人间佛教”的倡导者、立足中国佛教走向“世界时代”的文化交流使者，其思想之宏阔、高远，直接影响到赵朴初、印顺、星云等中国当代佛教的重要人物，可谓是中国佛教史上通古达今、融贯统摄的枢纽人物。 对于太虚大师在佛学与佛教等方面的贡献，教界、学界前贤已有较全面的评价、综述（何建明，2006；邓子美、唐菲菲，2015），本文的立场是，太虚大师积极面向新学、面向全球化潮流、面向现代化之巨变、面向社会现实，使得他本身构成了近世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思想交融、脉动的一个焦点，他不仅是统摄千古佛学的僧人表率，而且在判别、分析、融会西学当中成为勇于开拓新学术的思想者，并形成了某种独特的佛教社会理论：他倡导的佛教革命和佛教社会观等，是对宗教社会学中至今仍居主流的研究范式的挑战；他不是社会学家，但有明确的社会学写作的意图与代表作品，构成了中国社会学学说史之外的某种边缘文献，其结合佛学与社会科学的努力值得进一步挖掘。基于这一立场，下文将从外证与内证两个方面，梳理太虚大师与社会学的关联，呈现其思想中具有社会学意涵的内容。 一、太虚大师与社会学：学科史外的孤弦 近世以来，中国之学术、思想无不受欧风美雨之影响。社会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引介到中国，严复编选、翻译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学著作、赫胥黎的进化论思想等作品，开启了国外社会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史。20世纪初，以圣约翰大学（1905）、沪江大学（1914）等教会大学为先，作为一个学科的社会学在中国得以逐步建立、系统发展（阎明，2004）。 受时代潮影响，太虚大师的广泛阅读涉及了社会学的内容，并且有其个人的批判与见解。他在光宣年间“即好浏览各种经济政治学说，及各种社会主义书籍，对中印希欧各家哲学亦好探究抉择之”，例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太虚大师受华山影响，阅读了康有为《大同书》、梁启超《新民说》、章太炎《告佛弟子书》、严复译《天演论》、谭嗣同《仁学》、各国地图册及中学课本等①；宣统二年（1910），太虚大师在广东受革命风气之熏陶，阅读了托尔斯泰、巴枯宁、蒲鲁东、克鲁泡特金、马克思等人的著作（《太虚自传·四》）。在1914-1917年闭关期间，他的阅读书目上既有佛学和传统文史的内容，又有严复所译社会学等书，还包括期刊等新式出版物，其兼及新旧的格局可见一斑： 有信心居士赠了我一部频伽藏，并至沪购买了当时所有严又陵所译各书，及心理学、论理学、伦理学、哲学等译著，新出的民国经世文编、章氏丛书、饮冰室全集、辞源等，二十八子及韩愈、柳宗元、苏轼、王安石、王阳明、顾亭林、黄黎洲、龚定盒、曾国藩等全集，又定了东方杂志、教育杂志等定期刊物，冯汲蒙居士并赠与十三经注解及二十四史、宋元明儒学案等木板书，加以原有的陶潜、李太白、杜甫、陈白沙等各种诗文集及佛书。（《太虚自传·八》） 在悠久的中华历史文化与剧烈的现代化转折的碰撞之下，太虚大师的思考呼应了社会学中有关社会之构成、文明之演进、文化之比较等主题。社会学中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潮，有关历史演变（进化论）、社会改良（进步主义）、社会功能与团结（有机体论）的理论均可见于其阅读与写作之中。例如，基于平等普济之佛法，太虚大师对社会主义关注人民疾苦、实现人人平等的理想颇为赞许，与江亢虎等中国社会党人、刘师复等无政府党人、沙淦等新社会党人有密切交往（《人物志忆·八》，《太虚自传·四》）。 但是，他对于各种社会学思潮亦有针对性的批评。例如，他对法国社会学家孔德的人类历史宗教—哲学—科学分期提出了看法，认为其过于关注变迁而忽略了思想的延续性，过于机械呆板而没有把握到更深层的作用力；认为其历史分期所包含的进化论世界观造成了厚今薄古的社会心态，尤其体现在人们对宗教的态度上，普遍认为宗教是过去的、不适宜于现代文明世界的东西（《民国与佛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