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我国宗教活动复兴。一方面，传统的地域性宗教和社区性宗教全面回归，民间信仰繁荣，常民社会心态悄然变化。另一方面，基督教信徒增长迅猛。宗教复兴现象成为研究热点（Kenneth Dean，1998；Hu &Yang，2014）。社会信任即是其中一个重要因变量。借助“最大的改教实验场”的历史机遇，本文以外来的“基督教”为例，检测宗教资本不同类型的信任效应。信仰、信任关系的实证检测，遭遇多重困境，导致结论矛盾（Falk & Fehr，2003；Goldin & Katz，1999；Guiso et al.，2003）。原因有： 第一，概念问题。信仰作为一种心理活动，其分群作用不仅仅是身份的，更是心理的（Baker &Skinner，2006）。包括了信徒的自我“分群”的心理维度。因此，不应该只关注信仰的外化形态——制度化的宗教，还应该考察宗教的内化状态。多数宗教资本的实证检测忽略了这点（Attiya & Welch，2004；Putnam，1993）。我们主张，关注“宗教资本”的心理维度，找回常民心态的社会心理基础。 第二，情境性问题。宗教资本的信任效应受到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两种力量的形塑。前者指向关系信任模式对“宗教信任效应”的制约性影响；后者则指向社会思潮，特别是主流意识形态对常民心态的影响。前者意味着，宗教资本的信任效应可能局限在关系信任格局内。也可能冲破关系信任的模式，借由宗教资本的“价值观重塑”力量，产生“一般信任”，甚至是“组织信任”或者“制度信任”。后者意味着，宗教市场中权威力量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存在，容易导致供求信息不对称和竞争不充分。部分既非“科学无神论”者也非“宗教”皈依群体的存在，对社会融合具有重要影响，不应该排除在研究议程之外。 第三，基督教的信仰效应研究缺乏。“基督信徒”的壮大究竟给中国的社会整合带来何种影响？部分研究指出：基督教的教内信任、教外信任都高，对社会整合有积极作用（高师宁、杨凤岗，2009；韩恒，2014）。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缺乏有利的社会条件。基督教的扩张，会在不同教派之间和不同信任类型之间造成何种影响，值得进一步探讨。 第四，方法问题。信仰与信任之间内生性不易处理。无论是调查法、实验法都是基于信仰已成的既定事实进行的比较研究，是否具有可比性无法检证。近三十年，外来的基督教异军突起，我国信徒的信仰皈依有明显变动，成为最大的“改教实验场”，这为倾向值匹配方法的应用提供了可能。 本研究利用2012年“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民调数据，首先分析了基督教、佛教与世俗群体的异质性，关注信徒心理层面的自我归类与自我区隔。其次，在反事实因果模型（counterfactual model of causality）的框架下，通过倾向值匹配方法（propensity score）最大程度克服内生性，了解基督教崛起的信任效应。 二、文献回顾：宗教资本的信任效应 我国的信任研究，受格兰诺维特影响颇深（Granovetter，1995）。格兰诺维特认为内化为社会关系的义务性远比道德和制度设计更能影响经济政治生活中的信任关系。加之，我国制度真空（institutional holes）的存在，大有代替正式制度规范的趋势（朱妍，2017）。因此，基于社会关系的非正式契约成为解释经济社会生活的主要变量（Limlingan，1986；Redding &Hsiao，1990）。从这一视角出发，我国的信任研究多属于“关系派”，社会信任以“关系”为基础，呈现以自我为中心向外扩散的差序格局（杨中芳、彭泗清，1999）。但是，关系信任通常在“小圈子”运作，一旦“圈子”扩大或者“圈子内外”流动性增强，就会冲击甚至破坏原有的信任格局。社会关系的作用会被削弱（朱妍，2017）。 关系信任是否就意味着没有其他信任，与其他信任究竟是何种关系，已有研究很少讨论。现有研究通常将关注点放在关系信任上，强调信任格局的“差序结构”。很少关注组织信任和制度信任，常常预设某种非此即彼的关系（王佳、司徒剑萍，2010；李伟民、梁玉成，2002；阮荣平、王兵，2011；高师宁、杨凤岗，2009；韩恒，2014）。虽然多数定量研究并没有明确探讨差序信任格局与一般信任的关系，但是在实际模型设定的时候，却默认了差序信任与一般信任的转化关系。彭泗清讨论了关系和制度的关系，认为关系信任并不妨碍制度信任的，关系运作和法制手段可以是互补的，至少是并存的（彭泗清，1999）。 基督教作为一种完整的价值体系，为理性个体增加了成本收益的道德考量，具有感情互动的外部性。宗教信徒的向善追求，有利于提高信众“亲社会”行为，减少社会成员差异，产生信仰效应（阮荣平、王兵，2011）。基督教的壮大相当部分是改教而来，主要来自传统宗教和民间宗教（Fenggang Yang，2005；2006；2013）。宗教市场理论认为，“个体信奉宗教是为了获得宗教资本，而改教则是放弃宗教资本较低的宗教，改信宗教资本较高的教派”（张清津，2012：132）。研究指出，相比其他民间宗教，基督教的制度化和组织性更强。因此，基督教徒的高“委身性”，促使其有更强的组织效应。但是，信仰效应和组织效应具体会影响哪类信任，未有共识（高师宁、杨凤岗，2009；韩恒，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