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对空间的关注，至少可以追溯到从空间分布研究城市问题生成的芝加哥学派。空间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在学科内是得到普遍认可的，近年来甚至有社会学的空间转向之言论见之于学界（何雪松，2006）。但是，空间因素如何介入社会学研究，特别是如何引入空间因素建构社会学的理论模型，却仍然模糊不清。 从现今围绕空间展开的研究来看，可以发现两条不同取向的路径。一是将空间作为背景或载体。这条处理路径的特点是，研究以特定空间为背景的社会中的现象，但空间因素既不作为解释变量也不作为待解释变量用于分析，对空间的作用机制亦存而不论。例如，在“城市社会学”和“农村社会学”中的某些研究就属这一类。它们考察在“城市”这一空间背景中发生的某些社会现象，把这些研究集成在一起归入“城市社会学”；或考察了发生在农村中的某些社会现象，把这些研究集成在一起归入“农村社会学”。这些研究虽然涉及了“城市”、“乡村”这些和空间有关的因素，但是空间因素并不作为变量进入分析。另一路径是将空间因素作为分析中的变量。在这种处理方法中，空间变量既可作为外生变量（自变量），也可作为内生变量（因变量）。例如，早期的芝加哥学派倾向于将空间分布作为解释一些城市问题的自变量，而后发展起来的新城市社会学，则倾向于将城市的空间分布作为财富、资本和国际经济秩序等因素影响下的因变量处理（孙秀林，2015）。后一路径无疑在科学研究上展现出更大的吸引力。不过，这方面的研究从建构有前提假设、命题、清晰的逻辑演绎的理论模型的角度看，仍显粗略。① 在本文中，我们将按后一路径对经济社会学与行为地理学的亲和与互补进行研究，并以兼有社会和空间因素的理论模型的建构为潜在目标。我们将首先对经济社会学与行为地理学在研究视角和行为假定方面的亲和性进行考察，继而探讨两者在行为假定上和空间研究尺度上的互补性。 二、经济社会学与行为地理学研究视角的亲和性 经济社会学是一个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互动中发展的领域。鉴于在经济社会学中存在不同的研究主张，因此在讨论经济社会学和行为地理学的关系时，首先有必要对本文所说的经济社会学的基本特征有所交代，以避免误解及由此引起的无效争辩。从与本文有关联的角度着眼，概而言之，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存在两个不同的视角。一个视角是从社会学中的整体性概念——如，社会结构、制度环境等——出发，研究、解释经济生活中的一些现象。这种主张并不把行为放到重要位置上。另一个视角则是以有社会性的行为为基础，联系社会环境条件，通过群体行动，理解社会系统现象。本文所说的经济社会学，属于后一个视角下的研究路径。 在较宽泛的意义上，行为地理学属于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或流派。在人文地理学中，虽然存在着排斥将个人行为放到研究基础位置的流派，但是行为地理学却恰恰重视个人行为，将相当多的注意力放在选择何种人类模型并入已有的地理学研究中，特别是对行为决策模型加以吸收和改造，如来自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型、格式塔心理学，来自经济学的效用（满意）最大化模型、地点效用模型等（D.J.沃姆斯利等，1988），都在其中占有一定位置，行为地理学也正因此而得名。当然，作为研究大尺度空间现象的地理学之所以重视个人行为，并非是要将研究目标锁定在微观个人行为上，而是以个人行为为基础，通过若干中间环节，去理解某些地理现象。而对群体行动的解释，则是由个体行为达至大尺度地理现象的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 可以看到，经济社会学和行为地理学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研究视角，即从受环境影响的个人行为出发，通过群体行动，理解系统现象。在我们看来，正是这个共同的研究视角及与此相联系的研究路径，构成了经济社会学和行为地理学的亲和，并有可能发展出一些互补性的研究。 毋庸置疑，当我们把握经济社会学和行为地理学共同的研究视角时，并没有忽视这两个学科所关注的“环境”存在差异，试图理解的“系统现象”也存在差异，但这并不有碍于我们形成一套结合两个学科方向的分析体系。 三、行为假定的亲和性 在这一共同的研究视角之下，两个学科在研究的行为假定上也存在着亲和之处，本节从两个学科各自的三个基本行为假定出发来讨论这一亲和。 （一）相同假定：效用最大化 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假定是经济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假定（刘世定，2011），在这一假定下，效用被定义为个人获得的满足，而各种具体的行为目标均统一于效用最大化目标之下。这一假定来自经济学，并为当代的一些经济社会学者所接受。而这种接受态度的学术渊源，可以追溯到经济社会学的先驱人物马克斯·韦伯，他曾指出，经济行动是被效用牵引的行动。 在行为地理学的讨论中，理性经济人的模型的有效性虽然被不少学者质疑，但是涤去附在理性概念上的诸多歧义后，效用最大化的假定仍旧是处理空间决策问题的一个有效假定之一。以J.沃尔波特为代表的研究者在讨论农业活动的迁徙过程中，将地点的价值纳入到了效用分析之中，以此考察农民本地的生产行为（Wolpert，1964：537-558），并进一步提出了地点效用（place utility）这一概念来（Wolpert，1965：159-169）作为地区迁移讨论的基础。地点效用这一概念可以定义为个人融入空间中某一位置后，获得的净效用的集合②。个人基于当下的环境，结合过去的经历和对未来的预期，形成对当前位置的地点效用判断，因而地点效用既可为正也可为负，表明了个人对特定地点的满意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