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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堡的大学教育思想在教育史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在中国的接受主要有两次高潮：一为蔡元培对其的接受，表现为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的接受；二为1978年以来国人对其的接受，表现为通过内容解读、思想比较、实践反思与价值审思进行的接受。洪堡大学教育思想在中国的接受呈现接受内容不断丰富、接受视角多元化、与我国的教育实践紧密结合以及接受主体不断扩大的特点。洪堡大学教育思想在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反思其在中国的接受，可以得出以下启示：接受要保持价值坚守；接受应直面中国现实；接受应进行批判反思；接受应坚持多元视角。
t zu Berlin)的创立尽管有洪堡的努力，但“施莱尔马赫和费希特都是他的精神缔造者”[3]；三为蔡元培留学德国的时间距柏林大学的创建近100年，难以说明蔡元培的大学理念承袭于洪堡。 尽管我们不能从蔡元培的遗稿中搜索到洪堡，但其深受德国大学观念的影响不置可否。美国比较文学家韦斯坦因(Ulrich Weisstein)指出，“影响并不是以单一的、具体的方式显示出来的，必须通过许多不同的表现去探寻”[4]。也就是说，影响的存在有时无法度量。一位作家或思想家在治学过程中会有许多见闻，也会以各种方式受到前人和同时代人物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由于种种原因存在于无形之中。洪堡作为德国高等教育的主要推手之一，他的大学教育思想奠定了德国大学观念的基石。蔡元培三次赴德国留学，有机会考察德国的大学制度和观念，深受熏陶。蔡元培在莱比锡大学(Universitt Leipzig)研学，修习了许多课程，在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的过程中不可能不接触德国历史、文化史以及德国大学发展史等。我们虽未能直接从蔡元培的著述中找寻到有关洪堡大学教育思想的痕迹，但无法确切考证他在德国学习与游历中是否读过洪堡的著作与论文、或通过一种或多种中介接触到洪堡。蔡元培尽管与洪堡不处于同一时代，但两人的人生轨迹、教育思想和改革举措都有极大的相似之处。我们认为，蔡元培间接接受了洪堡的大学教育思想，表现为理论层面的接受与实践层面的深化接受。 (一)理论层面的接受 蔡元培对洪堡大学教育思想在理论层面上的接受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对大学定位理念的接受。1907年，蔡元培去到正值繁盛发展时期的德国，教育的发展是影响德国民族振兴的重要因素。洪堡将大学视为高等学术机构，“它总是把科学当作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难题来看待，它因此也总是处于研究探索之中。”[5]223蔡元培以使大学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为革新目标，也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洪堡的观点，将大学定位为“研究高深学问者也”[6]。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每年的开学典礼上和对学生的重要演讲中都强调这一大学的性质，成为他改革北京大学的重要指导思想。 第二，对大学职能理念的接受。洪堡认为大学具有双重职能：科学探索与个性、道德修养[7]。蔡元培基于大学为“研究高深学问者”的理念，极力提倡科学。他对“科学”这样解释[8]： 人常以为理化方称为科学，实则举凡生物学、社会学及一切商业上之管理法等，无不在科学范围之内。即如哲学、美术等学科，亦可用科学方法解释，仍得谓之科学。 可以看出，蔡元培与德国对“科学”(Wissenschaft)的定义一致。洪堡“由科学达至修养”(Bildung durch Wissenschaft)概括了大学的双重任务[5]37。蔡元培同样认为科学研究、知识学习能够“陶冶活泼敏锐之性灵，养成高尚纯洁之人格”[9]。 第三，对大学组织理念的接受。洪堡将寂寞与自由作为大学的基本组织原则。“寂寞”表现在大学要独立于国家、独立于经济生活，教师与学生要甘于寂寞；“自由”表现在大学在自由条件下运转，教师有研究与教学的自由，学生有学习的自由。[5]38-42蔡元培也发出“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教会的影响”[10]的呼声。“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作为北京大学的办学宗旨，完美地与洪堡的学术自由原则相契合。他曾说：“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专制国家，他的大学何等自由。”[11] (二)实践层面的接受 在理论层面接受的基础上，蔡元培在实践层面也对洪堡大学教育思想进行了深化接受。洪堡的大学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对柏林大学的改革上，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则凝聚在对北京大学的革新。蔡元培对洪堡大学教育思想的接受，不仅体现在思想上的交融，更渗透在他的改革实践中。 第一，蔡元培整顿陈腐校风下的师资队伍，唯才是举，用人所长，并对学校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柏林大学实行教授治校，因而教师享有充分自由。蔡元培汲取洪堡的大学管理经验，秉承思想自由和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改革北京大学为教授治校，使真正懂教育的学者投入到科研与教学中，扭转了北京大学原来陈腐的管理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