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校大额捐赠校友的个人动因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6;G64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12(2018)03-0056-10

       随着大学功能日趋复杂、高等教育成本上升、世界高水平大学竞争加剧，大学对发展资金的需求不断增强。整体看来，世界各国公共财政对高等教育系统整体支持力度走弱，大学对社会资源依赖程度显著增加。社会捐赠是美国等西方大学收入的重要来源，如美国大学基金会2014、2015和2016年获得社会捐赠分别达到375亿、403亿和410亿美金，占大学总收入的25％左右，其中校友捐赠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分别占总捐赠额的26.3％、26.9％和24.2％[1]。近年来，随着我国国民财富以及个人剩余财产的不断增加，社会逐渐形成“志愿”“奉献”精神，我国大学所获社会捐赠持续增长，成为慈善捐赠领域发展最快的板块，其中过亿的校友捐赠屡次刷新纪录，展现出令人期待的潜力。截至2016年底，我国内地大学获得社会捐赠累计突破810亿元，其中校友捐赠超过230亿元[2]，是大学所获捐赠中增长最明显、最稳定的部分。其中，名列前百名的大学所获捐赠增长尤其明显(见表1)。

      

       与美国大学基金会相同，我国校友捐赠中大额捐赠校友的贡献度超过60％。截至2016年底，全国高校累计捐赠在1亿元以上的校友(含集体)有50余人、捐赠1000万元以上的校友(含群体)有360余人、捐赠100万元以上的校友人数高达1300余人[3]。校友捐赠成为2014年以来我国百强慈善家最为青睐的慈善方式，其捐赠额度的30％以上流向大学①。

       校友捐赠，尤其是大额校友捐赠的激增迅速扩大了大学基金会的资金规模，也让人对这批校友产生了兴趣：这些大额捐赠校友有哪些基本特征？拥有怎样的捐赠习惯和捐赠偏好？在校与离校后又有哪些经历促使其捐赠？是否可以借此辨识出潜在的大额捐赠校友？本研究以大额捐赠校友为研究对象，从这些问题出发，希望为我国大学基金会精准提升筹资效率提供实际依据，为国内外大学筹资比较研究的深入提供数据支持，为我国慈善行业的专业化发展提供参考。

       一、校友捐赠的研究回顾

       (一)校友捐赠的定义

       我国学者曾将校友捐赠定义为一所院校累计或每年能从其已毕业离校的校友那里所能获得的捐赠额度，即能获得多少价值的财务捐赠[4]。美国的校友捐赠研究一般将校友定义为更广的人群范围，包括在该院校具有就读及工作经历的人员，其中对就读经历的界定范围不同而研究有所差异，对工作经历则多定义为在该校从事教学、科研及行政工作的经历，包括当前或曾经在校工作的教师及行政人员[5]。校友捐赠的范围即为以上人群对该校的有形及无形资产的捐赠，校友捐赠额度均为所捐资产折算后的财务价值。本研究的校友亦定义为曾经或现阶段在样本院校中具有各类就读或工作经历的人员，校友捐赠金额为校友给该院校捐赠各类资产折算的财务价值。

       (二)校友捐赠的个人动因

       校友捐赠的个人动因研究常分为已捐赠校友的行为分析以及潜在捐赠校友的意愿分析，本研究主要关注已有实际捐赠行为的校友。对校友捐赠的相关文献分析发现，目前对校友捐赠的个人影响因素分析主要分为3类：(1)探寻已捐赠校友的人口统计特征及捐赠偏好；(2)检验校友在校时及离校后的校园互动经历对其捐赠决策的影响[6]；(3)探讨其他可能影响因素(如政治动因、独特经历、专设项目等)。由于第三类研究与校友个人显赫的家庭及政治背景相关，多具有该国(多为美国)某时期的历史、文化、制度特色，对我国筹资策略的改善参考度有限，在此不赘述。

       第一类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起广受推崇，探索人口统计变量对捐赠决策的影响。一系列研究成果表明人口统计变量(如年龄、性别、宗教信仰、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平、婚姻状态、孩子个数、家庭生命周期等)、生活方式变量(过往捐赠史、家庭收入、工作产业及状态)及地理统计变量(如工作或居住地与大学属地的距离)等都会对校友个人捐赠决策产生影响。其中，有研究显示中年、女性、基督徒、已婚、育有两三个孩子的家庭、过往有捐赠经历、居住地距母校更近的人群对院校的捐赠数额和频率更高，且一般更倾向于捐赠给自己本科就读的母校[5]。但也不排除有部分学者、部分时段和具体到某个院校的实证调研没有发现这一显著相关关系。这类研究多为基于美、英、加等发达国家校友捐赠数据的分析，国内虽有研究机构就我国校友捐赠及大额校友捐赠进行额度排名，但多为简单排序或有限个案的呈现，并未就具体统计变量进行分析。

       第二类研究主要揭示校友在校就读经历及校友活动经历对其捐赠的影响。总的说来，校友对在校就读经历及校友活动经历的满意度、参与度都会影响其捐赠行为，长期、紧密的母校联系会让校友捐赠更加慷慨[7]。一方面，在校期间教学实践及科研参与度[8]、社会实践参与度[9]以及与教职工、院系或校领导、同学的互动质量及频率会影响校友对大学的归属感[10]，从而影响校友捐赠决策及捐赠额度。其中，有研究探讨助学贷款、奖学金、助学金对校友毕业后捐赠的影响，如享受奖学金的校友更倾向于捐赠，而是否享有助学贷款影响不明显，享有助学金的校友甚至可能捐赠额度不变或更低，这多与校友本身的工作能力及个人的资产状况有关[11]。另一方面，校友毕业后参与校友活动的频率、校友联络模式、与教职工的互动程度等也对校友捐赠行为有影响[12]。研究发现，校友活动的项目经费与校友捐赠及志愿行为(含捐赠财物及志愿服务)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13]。此外，美国部分家族文化传统与高校颇有渊源——家族对某高校认可度高，希望并鼓励家庭其他成员继续就读该高校，家族中在该校就读人数越多，联系越紧密，越有捐赠意愿。此类实证研究多为校友人群的追踪调研，质疑存在于已毕业校友对在校经历的记忆可能模糊，且样本多集中于某个高校。在国内，有部分研究对在校本科生的捐赠意愿进行实验测试[14]，但常受到诟病：一方面，捐赠意愿与实际捐赠行为存在较大差距，且本科生大多未实现财务自由，当前捐赠能力不足、未来发展尚不明晰；另一方面由于攀比等心态影响，很可能出现捐赠意愿虚高的现象。国内很难见到对大批校友的追踪调研，这也许与我国校友工作不完善、数据隐私性过强、实证研究不足有一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