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N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18)06-0055-10 物的问题是西方哲学中的根本问题，而对于“物是什么”的思考始终与对于“人是什么”的思索紧密地关联在一起，传统西方哲学在对于“物是什么”的问题上始终是一种人类主义(humanism)的视角，亦即在人与物的关系上，人因其独特的理性与语言能力而成为“万物”的中心，物通过人而获得意义。“在被赋予了语言能力的对立性存在之中，[aents]，人类是其最完美的化身，他们确立了物的世界，而后者被剥夺了发言的权力，成为了一个平行的却又难以接近的世界。”①肇始于笛卡尔的近代主体性哲学，将人的本质看作是理性或意识实体，因此对于“物是什么”或“何谓知识”的问题最终都要回溯到这一基本的预设或阿基米德点上来。与此相关的是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社会与自然、价值与事实等一系列的二元区分。海德格尔对于存在的思索打破了主体与客体、人与物的形而上学二分，为从更原始的角度上来思索人与物及其二者的关系提供了影响深远的存在学思路。这启发我们要重新思索“物是什么”的问题就必须打破传统的基于一系列二元区分的形而上学框架预设，在这个意义上说，拉图尔的科学实践建构论将我们带入了有关物的非现代性追问之中，为我们重新思考物本身以及物与人的关系提供了崭新的视角。 一、现代与非现代世界对于物的不同考察 所谓非现代性是相对于现代性而言的，而现代性的突出特征在拉图尔看来便是人类中心主义及与此相关的二元区分与对立的不对称性，亦即在考察何谓人或物的问题上并不是同等地看待人与非人元素的存在论作用，而是强调主体对客体的支配与建构，由此突出人类主体在整个世界建构中的统治性地位，而对于物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无法真正地从“物”的视角出发而得到源始的揭示。“现代性通常都是以人类主义为基础进行界定的，当然，有的定义是为了应祝‘人’的诞生，有的则是为了宣告‘人’的终结。”②如果说人类主体性及与此相关的主客二元结构是现代化或现代性的主要象征的话，那么拉图尔对于物的追问就是非现代的，他像海德格尔一样深入到主体与客体及其二分如何得以可能的生成根源上来揭示物之为物，只是与前者不同的是，他并没有像海德格尔那样将这一“生成根源”进行总体上的神秘化，而是诉诸具体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而非模糊化的“存在”境域)，通过科学的实践建构论来揭示人与物的生成演化特征，从而为揭示和克服近现代哲学的主体性观念及其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框架提供了一条不可或缺的路径，与此同时也从实践建构的存在论角度上揭示出我们人本身的有限性。 拉图尔认为相对于现代性的二分与不对称性特征，“杂合”与对称性则是非现代性的本质。所谓“杂合”是指主体与客体的生成与存在并不是不言自明的，而是起源于共同的存在论基础亦即主体与客体不分的杂合世界或“中间地带”，在这个主客未分的“居间”地带中，社会与自然、价值与事实、精神与物质等多种多样的元素是杂合在一起的，由此构成了一个生成演化的异质动态之网，网络节点便是作为不同元素的行动者，在这个由行动者构成的网络之中，并没有绝对的中心点或基点，每个在网络中的异质行动者都对称性地具有同等的存在论地位，而主体与客体的二分及其对立事实上是“现代人”对这一杂合世界或“中间地带”进行人为分化或纯化的结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拉图尔宣称我们从未现代过，我们的实际处境总是居于一个杂合的非现代世界之中。“纯化”或“纯粹性”作为现代性的突出特征，只是对这种杂合化工作的一种人为提炼。③与“杂合”同时出现的是对称性，所谓对称性是指在杂合的“中间地带”中，人相对于非人的因素来说并没有绝对支配性的中心地位，所谓的中心都是相对的和不断演变的，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非人或物的因素也有可能处于中心的地位而在行动者网络之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作为具有杂合和对称性特征的行动者网络便是人与物得以生成的存在论前提。 拉图尔认为康德哲学以及其后的康德主义是现代性的规范表述，这种“表述”将主体与客体、人与非人或者人与物绝然区分开来，康德的所谓哥白尼革命无非就是确立这一“伟大的分界”。由此，物之为物或者物本身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而难以理解，与此相对，主体也因为其超验性的特征而远离了“世界”因而无法被我们所把捉(康德认为先验主体因为超越了我们经验的界限，从而超出了知识的范围，因而无法被我们所认识)。因此，不仅是对于人或物本身的理解都陷入了死胡同之中，而知识只是居于这两者中间的一种现象。作为现象的知识尽管是先验主体与自在之物相互作用的“杂合”结果，但这种“杂合”仍然是以主客二分与对立作为其存在论之前提的，由此这种“杂合”便“仅仅被视为两种纯粹形式按照一定比例而构成的混合物”④。换言之，这种“杂合”是预先将主体与客体分离开来，然后再通过“传义者”“重新确立起自在之物与超验自我之间的过渡”。⑤而真正的杂合并不基于预设的分离作为前提，由此也就无须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介传义者层级，而是行动者的共同目标及其内在的转义(translation)机制使得行动者不断被编织进来或被离散出去。其次，康德式的“杂合”之所以得以可能还在于其首先取决于主体的先天的知识结构或认识形式，它是物的世界能够到达人之世界的先决条件，由此使得肇始于笛卡尔的主体性哲学在康德这里取得了更为精致的形式，并深刻地影响着其后的哲学。“时至今日，这种康德式的表述仍然随处可见，人类的心灵被赋予某种能力，使得它们能够武断地将形式赋予那些无形但真实的物质身上。”⑥拉图尔认为，在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中，主体作为诸多客体围绕其旋转的“太阳王”，事实上也并不是脱离世界的纯粹孤立的存在，而是被诸如“社会、知识、精神结构、文化范畴、主体间性以及语言”等各种人与非人的“元素”对称性地建构起来的。⑦同样地，对于物是什么的问题也不能仅仅地从人类主义的视角出发来予以考察，无论是对于何谓人或物我们都应该回溯到其共同的存在论基础亦即非现代的杂合世界中才能得到符合实情的说明。与传统哲学基于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框架对于物的人类主义或现代性的考察不同，拉图尔对于物的非现代性追问其所依赖的存在论前提则是一种人与非人元素相对称的混合本体论或关系存在论，由此彰显出物之为物的缠绕性而非进步性、时间多重性而非单向线性的存在论特征，从而从根本上扭转了我们对于物之为物以及人与物之关系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