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考古学与系谱学的关系：辨析与反驳

      [中图分类号]B565.585

      在1966年《词与物》交付出版后，福柯开始重新思考在这部“人文科学考古学”中所提出的方法问题。在给沃尔夫和萨丕尔的信中，福柯写道：“哲学是诊断的事业，考古学是对思想的描述方法。”①(Foucault，2001a，p.36)此时，福柯已出版关于疯狂、疾病和语言的三本著作，其中的研究方法都与考古学②有关，以至于萨特同年在批判福柯的那篇著名文章中，特意点名批评福柯的“考古学”(cf.Sartre)，称其是用分层代替转化的地质学。但萨特的批评遭到了福柯的明确反驳：“考古学，如我所理解的，既不隶属于地质学(如对地层的分析)，也不隶属于系谱学(如对开端和延续的描述)，而是在话语的档案模式中对话语的研究。”(Foucault，2001a，p.623)1969年，福柯专门出版方法论著作《知识考古学》，对之前“盲目进行的研究进行方法上和有控制的修补”(cf.Lecourt)。

      不过，福柯对自身方法的阐述和辩解，在数量、动机和效果上，往往都不如评论者的误解来的气势汹涌，以至于辩解本身都会造成新的误解。《知识考古学》被认为遍布语词“荆棘”，只有繁复的语词革新，并无新的思想。但也有人认为该书是全新的和尚未完成的，会让人难以辨清方向，因此有待其中的概念在之后的研究中发生作用才能做以判断。但没等人们在“知识考古学”的概念中真正辨清考古学的方向，福柯在1970年代又引入了一个与考古学似乎旗鼓相当的方法论概念：系谱学③(généalogie)。因为福柯在1970年代有诸多关于“系谱学”的讨论④，而且在访谈中也明确说过“我会给我所做的工作一个笼统的名字：道德系谱学”(Foucault，2001a，p.1621)，学界(尤其是英美学者)普遍认为福柯在研究方法上发生了一个从考古学到系谱学的重大转向。(cf.Gutting；Davidson；Kremer-Marietti)

      那么，福柯的考古学与系谱学到底是什么关系？从考古学到系谱学是否是一种转向呢？

      一、福柯与康德：考古学中的系谱学问题

      1971年《纽约时代书评》的一篇书评称福柯的《词与物》之所以被称为“人文科学考古学”，是因为“考古学”这个词具有“从弗洛伊德以来，超出其通常领域的深度和生成意味”(Steiner，p.23)。福柯强烈反对这个说法，称其“考古学”概念来自康德，这个考古学的意思应该是“使得某种形式的思想成为可能的历史”(Foucault，2001a，p.1089)。

      福柯参考的康德文本，是康德1793年为回答普鲁士皇家科学院的问题“从莱布尼茨和沃尔夫以来德国的形而上学有什么真正进展？”而撰写的手稿。(cf.Kant，1942)这篇手稿虽然既没有提交，也没有完成，但康德在其中第一次使用“哲学考古学(Philosophische Archologie)”这个概念，并用之描述其“哲学式哲学史”理想：“哲学式哲学史本身之所以可能，不是历史地或经验地，而是理性地，即：先验的(a priori)。尽管它[哲学式哲学史]建立理性事实，但它并不是从历史叙述中借取事实，而是从人类理性的本性中提取事实作为哲学考古学。”(Kant，1973，pp.107-108)在康德看来，这个“使得某种形式的思想成为可能的”就是人类理性的本性。如果历史是某种对“事物所是”的经验知识，那么康德的这个“哲学史”就不是由历史经验决定的，而是由理性本身决定的。这就是康德的“哲学考古学”。福柯对康德“哲学考古学”的借鉴，包含两个正面借鉴和两个反面借鉴，这成为福柯考古学的核心，也在后来的系谱学阐述中得到加强。

      第一个正面借鉴是，福柯与康德一样，都通过“考古学”肯定了秩序的先在性和考察的后在性。在某种预先建立的框架中认识到经验对象，这才是“经验”秩序的含义。对福柯来说，这种先在的“秩序”并不是“考古学”的考察认识构造出来的，而是“考古学”所要考察的各种认知、机构和实践之可能性的条件；这是某种经验现实产生的条件，而不是认知经验的条件。福柯考古学对这种“先在秩序”的兴趣在于：它能避免由于对某种实践的肯定而蕴涵的所有理论先见。福柯的考古学不是要在“惰性实践(pratico-inerte)”的视角上解释秩序，而是要在“活性理论(théorico-actif)”的角度构造分析。(cf.Foucault，2001a，p.526)这一点在《尼采、系谱学、历史》中也有体现：“我们在事物的历史开端上所找到的，不是还保存着这个事物起源的同一性，而是种种其他事物的不一致(discorde)，是不调和(disparate)。”(ibid.，p.1006)系谱学要做的是与考古学相同的事：“让现在已然丢失的千万事件，在其空洞综合的场所和位置上迅速大量繁衍。”(ibid.，p.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