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改革的方向是提高市场化决定的程度，更加灵敏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这一方向从理论上说简单明了，也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但是关于人民币是否应该尽快浮动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过，实践中人民币汇率改革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如果将汇率决定的面考虑得更宽一些、时间拉得更长一些，会发现合理稳定均衡汇率的形成变得很复杂。如果改革不当，成本会很高。汇率进一步改革并不容易。 一、当前我国汇率改革的主要争议 我国汇率改革在争议中前行。争议的核心是当前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转向自由浮动。支持人民币应该自由浮动的理由包括：一是通过干预外汇市场难以最终实现汇率的自主稳定，而浮动汇率能够实现市场出清；二是在预期下，目前汇率形成机制内嵌了单边机制，容易造成单边贬值或升值预期；三是当前我国经济基本面向好，跨境资金流动形势改善，是实现自由浮动的好时机(余永定和肖立晟，2016、2017)。据此提出有关汇率改革的具体方案，采取钉住宽幅一篮子货币，允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宽幅波动(例如，15％或20％)，但不公开央行的汇率底线，实质上是推行自由浮动。 从理论上看，支持自由浮动的观点符合逻辑。因为“没有哪个国家，在经济基本面较好、国际收支稳健的情况下，汇率会持续贬值”。而且从价值规律的角度看，自由浮动条件下，“汇率升值到一定程度就会贬值，贬值到一定程度就会升值”，理应自发地实现调节。但在实践中，央行没有采取立即放开汇率浮动的做法，依然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且把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作为汇率政策的目标。 回顾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历程，类似的争议也曾出现。我国汇率改革的历程确实表现出“害怕浮动”。2005年7月，汇改后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是“害怕升值”。“9·11”事件发生后的三年里，美联储连续降息，中国重现资本流入，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央行在2005年7月21日一次性升值2.1％，同时，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是人民币升值预期并未消除，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央行都在应对单边升值预期的挑战。2015年“8·11”汇改是央行试图完成向自由浮动转变的尝试，结果在内外负面因素作用下，人民币汇率出现持续的贬值预期，央行动用大量外汇储备进行干预，事实上恢复了管理，直到2017年美元贬值情况才有所改善。 关于“害怕浮动”的经典解释，一是发展中国家货币存在“原罪”。由于这些国家货币不是国际货币，不得不借入外币负债。这一概念由Eichengreen & Hausmann(1999)提出，后来被Calvo & Reinhart(2002)用来解释许多东亚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对美元保持“软钉住”现象。这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不得不大量借入美元负债，造成对外资产负债的货币错配，这时如果本币贬值，将导致企业和金融机构债务负担加重。而且由于进口中美元计价的占比很高，保持对美元稳定有助于稳定通胀。 二是“高储蓄两难”。Mckinmon(2005)认为，东亚的高储蓄国家存在高额经常账户顺差，进而积累大量美元债权，造成本币升值预期。国内的美元持有者担心货币继续升值，有动机将美元不断兑换成本币，导致升值预期不断强化。如果让本币升值，将可能导致竞争力下滑和通缩风险；如果不让本币升值，又会招致贸易逆差国家要求本币升值的压力，政府面临两难。最后，央行不得不用本币购回私人部门手中的美元，维持汇率稳定，同时通过政府设立的投资机构用美元进行对外投资，实际上是替私人部门承担了汇率风险。 “原罪论”和“高储蓄两难”均指本币非国际货币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强调这些国家对汇率波动的容忍度低。前者针对美元债务国，后者针对美元债权国，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但是，当前我国货币错配并不严重，通货膨胀比较稳定，经常账户顺差收窄，国际收支趋于平衡。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根据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需要稳步推进。经典的“害怕浮动”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需要对汇率进行不同程度管理的现实。 本文从汇率改革的依据出发建立一个分析框架，分析我国汇率改革面临的约束，为汇率制度选择和改革研究提供一个视角。与以往研究主要从对汇率波动容忍度的角度出发对“害怕浮动”进行解释不同，本文强调发展中国家难以自发形成合理稳定均衡汇率，为“害怕浮动”的合理性提供一个新解释。由于转型变革中的不确定性、经济长周期中的增长、停滞和汇率波动的相对性，发展中国家汇率的自由浮动容易变成过度波动。这对实体经济发展、金融稳定都是有害的。主张尽快汇率浮动的观点，对汇率浮动的益处可能存在高估。发展中国家要获得汇率浮动的种种好处并不容易，其汇率改革面临更多约束条件。对这些约束条件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深化对汇率改革的认识，更好地回答为什么要改和怎么改的问题。 二、汇率改革需要遵循的重要依据 汇率改革的基本依据，是要形成有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汇率制度和汇率水平。汇率是开放经济最重要的价格变量之一。因为牵扯面广，对于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汇率制度，经济学理论没有现成答案，从不同维度思考得出的结论可能不同。从Friedman(1953)开始，传统理论更强调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益处。在开放经济的货币政策理论框架中，汇率的浮动作为吸收内外经济冲击的工具，有助于货币政策独立。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汇率制度的选择需要考虑的目标更加复杂，要做好权衡。经济发展无疑是首要目标。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以对外经济部门发展带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是大国经济起飞较为稳妥可行的道路。如果汇率稳定对于贸易发展作用不容忽视，则需要更加强调。而且如果汇率本身容易过度波动，就不仅不能吸收冲击，反而可能成为经济金融不稳定的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