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通过经济改革兑现人口红利

       一、引言

       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经济史上罕见的高速经济增长。在1978-2016年间，中国的实际国民总收入(GNI)年平均增长9.6％，是这一时期世界上最快的增长速度。与此伴随的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同样快速的人口转变过程。根据联合国数据(UN，2015)，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改革开始前后的2.5～3.0，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2.0这一更替水平，90年代后期以后，稳定在1.5左右的水平。

       对于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生育率水平，在学者和政策研究者中存在很大争议。如果按照人口普查或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直接计算，生育率已经低得令人难以置信。例如，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为1.22，2005年1％抽样调查为1.34，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为1.19(郭志刚等，2014)。即使按照数据存在一定误差的假设进行修正后，多数学者也认为实际生育率比前引联合国数据要低，即多年来保持在1.4甚至更低的水平上①，直到中央政府先后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即第一步允许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妇生育二孩、第二步允许所有夫妇生育二孩后，生育率才出现了一定的上升。

       然而，无论认为生育率为多少，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中国进入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人口转变阶段已长达四分之一世纪。这样一种快速的人口转变，在最终不可避免导致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老龄化之前，会在一定时期帮助形成一个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加、人口抚养比显著下降的人口转变格局，也即潜在的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贡献逐渐得到经济学家的关注(Williamson，1997)，研究者也观察到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尽享人口红利的情况，并从经验上实际估算了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例如，王丰、梅森(Wang & Mason，2008)以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的代理指标，估算出在1982-2000年间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5％。蔡昉、王德文(Cai & Wang，2005)的估计显示，同一时期抚养比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高达26.8％。

       在一个标准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Y表示产出(GDP)增长；K为资本投入；L为劳动投入，又可分解为劳动力数量和人力资本；A为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分解为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和残差。一些经济学家还形成了“右手边斗士”(right hand side warriors)的传统(Srinivasan & Bhagwati，1999)，即在进行增长回归时，在公式的右手边增加诸多预期在理论上有意义且在统计上显著的解释变量。把人口抚养比作为一个代理变量，就是为了揭示人口红利贡献的此类尝试。实际上，如果从广义上认识人口红利作为增长率的贡献因素，它们几乎体现在生产函数的所有解释变量中。而把抚养比作为变量估计出的贡献率，充其量只是人口红利贡献的残差。

       用东亚经济体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经验，并吸收二元经济理论等来拓展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我们可以对人口红利贡献做出新的假设和解释。下面，我们归纳与人口相关的经济增长因素，并借助相关文献提供的经验证据，展示更全面的人口红利效应。

       首先，较低且持续下降的抚养比有利于实现高储蓄率，而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则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从而使资本积累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世界银行(World Bank，1998)早期研究发现，在1978-1995年间的GDP增长中，物质资本积累的贡献率为37％，而稍晚蔡昉、赵文(Cai & Zhao，2012)估计的这一贡献率更高。近期的研究还显示，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Zhu，2012；IMF，2006)，但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因素中，资本深化或资本劳动比的贡献比重很高，且具有继续提高的趋势(IMF，2006；Kuijs，2010)。

       资本投入的这个明显贡献，被一些经济学家批评为粗放型增长模式，认为由此驱动的高速增长既算不上奇迹，也没有可持续性(如Young，2003)。然而，在被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验印证的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上，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存在的确在一定时期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②，所以这个贡献实际上是人口红利的一种表现。

       其次，有利的人口因素确保了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对经济增长做出显著的贡献。年轻的人口结构意味着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无疑这种生产要素的充分供给会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容易被研究者忽略的是，有利的人口结构条件保障了新成长劳动力的不断进入，而对于后进经济体来说，劳动力整体人力资本的改善主要是靠这个增量途径实现的。世界银行估计(包括了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的劳动力投入，对增长的贡献率为17％(World Bank，1998)；蔡昉、赵文(Cai & Zhao，2012)估计的劳动力数量贡献率为8％，人力资本贡献率则为4％。Whalley & Zhao(2010)估计的人力资本贡献率为11.7％，而且，在考虑了不同教育水平具有不同生产率的情况下，他们估计的人力资本贡献率可提高到38％。

       再次，剩余劳动力按照生产率从低到高的顺序，在产业、行业和地区之间流动，带来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成为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组成部分。例如，世界银行(World Bank，1998)把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解为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和残差，前者即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劳动力剩余的农业和存在冗员的国有企业)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非农产业和新创企业)所带来的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6％。蔡昉、王德文(1999)估计早期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1％。朱小东(Zhu，2012)研究发现，1978-2007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的良好表现依靠非国有经济较快的数量扩张和更高的生产率增长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