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在《烬余录》的开篇说，“我与香港之间已经隔有相当的距离了——几千里路，两年，新的事，新的人。战时香港所见所闻，唯其因为它对于我有切身的，剧烈的影响，当时我是无从说起的。现在呢，定下心来了，至少提到的时候不至于语无伦次。然而香港之战予我的印象几乎全限于一些不相干的事”。①这是指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的香港沦陷之战。脱困返回上海之后，张爱玲开始她辉煌的创作生命，《烬余录》即写于这一时期。拙编《香港文学大系一九一九— 一九四九·散文卷一》出版至今，已接近四年，②重读一遍《导言》和选文，要说的话能否“不至于语无伦次”尚未可知，但战火的光影仍是掩映不已——从民初列强侵华到一九三○年代抗日建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如果远方有战争，我应该掩耳/或是该坐起来，惭愧地倾听？”余光中问。③如果这远方和我们有某种情感或道德的连系，惭愧地倾听未足以尽其心意或责任，如果战火燃烧过来，掩耳不闻无济于事，那还可以怎样？ 一九三四年，钱穆回想乱世中撰述的艰难：“余之著书，自譬如草间之羼兔，猎人与犬，方驰骋其左右前后，彼无可为计，则藏首草际自慰。余书，亦余藏头之茂草也。如此为书，固宜勿精。”④证诸钱氏毕生著述宗旨及兴学功绩，显然并非遗世之人，但在当日，藏首自慰的抉择，自己和他人都可完全无疑？ 学术研究毕竟还有相对客观的是非标准，评价文学创作的高下，判断某一作品是否算是文学，不仅是评论者的鉴赏品味问题，更基本的是文学何为的信念：言志、载道、兴观群怨，或源自近世西洋的为艺术而艺术……？文学何为当然又与写甚么、怎样写、如何期待读者的反应等等相关。从历史可见，纷繁的主张没一种能够长期称尊，轮流当道的思潮不断试图指引创作的方向，重评再释既有的作品。英国学者Terry Eagleton在他的名著《文学理论导读》里设想一个极端的情景：如果社会经历了足够深刻的变化，莎士比亚的戏剧有可能令读者感到充满“狭隘或不相干的思维方式和感情”，而没有任何启发。⑤这是因为Eagleton认定，“体现某特定社会阶级视为文学的价值和‘品味’，这种写作就是文学”，⑥即使是莎士比亚，也不能“体现”一切社会阶级的价值。这或许是正确的，但在真正“深刻”的变化发生之前，特定阶级未能垄断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各种对“文学”的界线或内涵的想法还有商榷争持的余地。 新文学的四个主要文类中，只有散文兼具实用的职能。所谓“文学散文”，有时是指写作水平，有时则指写作目的或规范。虽然不少古代文人得到诗文兼擅的美称，但白话散文给视作文学的一个类目，并非自始即然。胡适写于一九二二年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说：“活文学自然要在白话作品里去找。这五十年的白话作品，差不多全是小说。直到近五年内，方才有他类的白话作品出现。”⑦文末总结五年来——即“文学革命运动”后——的白话文学成绩，按文类分为四点叙述：白话诗、短篇小说、白话散文、戏剧与长篇小说。其中，“白话散文很进步了。长篇议论文的进步，那是显然易见的，可以不论。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的作品的成功，就可以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⑧在胡适的设想里，长篇议论文和“小品散文”都属于文学散文，但更重要的是后者。根据他的文学发展蓝图，新文学和传统文学是断裂的，那么作为文学文类的散文，也需要由寻求共识开始。 “小品散文”——周作人称之为“美文”⑨——仿自英法的informal essay。日本英国文学教授厨川白村的描述令人神往： 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子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essay。兴之所至，也说些以不至于头痛为度的道理罢。也有冷嘲，也有警句罢，既有humor(滑稽)，也有pathos(感愤)。所谈的题目，天下国家的大事不待言，还有市井的琐事，书籍的批评，相识者的消息，以及自己的过去的追怀，想到甚么就纵谈甚么，而托于即兴之笔者，是这一类的文章。⑩ 三○年代初林语堂在上海创办《论语》杂志，鼓吹幽默的小品文，蔚成风气。“幽默”虽然是林语堂始创的音译，但胡适形容周作人的“笨拙”、“滑稽”，其实正是幽默。林语堂又将幽默连上晚明的性灵说，“欲由性灵之解脱，由道理之参透，而求得幽默”，(11)并认为“周作人先生小品之成功，即得力于明末小品”。(12)可见白话散文藉“小品”式的写法取得“文学”户籍，是二三十年代周作人和林语堂——当然还有其他人——接力推动的结果。 上引厨川白村的译文出自鲁迅之手，但鲁迅不一定欣赏那种essay，尤其到了小品文大行其道的时候，鲁迅对提倡闲适、幽默的人更是一再讥嘲，如他的名言“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就是针对林语堂而发。(13)鲁迅早年在北京《新青年》“随感录”发表短评，移居上海后，以撰写杂文维持生计，对于这些文章算不算文学，曾有所游移。有人认为他如要爱惜文学家的声誉，就不该写短评，鲁迅回应说，“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14)但后来瞿秋白化名何凝编成《鲁迅杂感选集》，在《序言》里宣布，“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词。自然，这不能够代替创作，然而牠的特点是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应社会上的日常事变”。(15)当时所谓创作，是指新诗、小说、戏剧，而散文不包括在内，所以这还只是有限度地提升杂感的地位罢了。鲁迅杂感何以具有“文艺性”？瞿秋白说： 现在的读者往往以为《华盖集正续编》里的杂感，不过是攻击个人的文章，或者有些青年已经不大知道“陈西滢”等类人物的履历，所以不觉得很大的兴趣。其实，不但“陈西滢”，就是“章士钊(孤桐)”等类的姓名，在鲁迅杂感里，简直可以当做普通名词读，就是认做社会上的某种典型。(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