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上海在远东的地位显赫一时，那么到了下半叶，香港则取代了上海的地位。由于联合国对新中国实行禁运等种种措施，上海的对外贸易几乎中止，而香港作为一个自由港却经由贸易的发展而实现了经济腾飞，从1947年至1986年，香港的对外贸易增长了198倍。1993年香港的对外贸易总值高达21188.48亿元，超过整个中国内地的贸易额，而此时上海口岸的出口额在全国的比重尚不足10%。大上海走向了没落，香港取代了上海而成为远东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上海盛极一时的时代是20世纪上半叶，香港的辉煌恰恰在承续其后的20世纪下半叶，这两个城市的变迁形成了20世纪中国现代大都市的风景线。香港文学的特质，正是这种都市性带来的。20世纪下半叶香港文学对于都市性的表现和开掘，为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文学，也为新时期以来的中国都市文学所远远不及。 “五四”以后，中国现代文坛反映城市生活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类主要反映城市知识者的生活，如鲁迅、巴金的小说，另一类主要反映中下层市民的生活，如张恨水、老舍的小说。这一切离现代都市文明，似乎都遥不可及。左翼作家虽然生活在都市，但似乎对农村更有激情，当面对都市时，他们将棚户区的贫民引为同道，而对轿车洋房里的都市有产阶级不屑一顾。值得一提的是茅盾的《子夜》。像其他左翼作家一样，茅盾对工商社会也不了解，为写作《子夜》，他曾专门花几个月时间跑交易所去体验生活。如此，《子夜》对于上海上流社会的表现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概念化的痕迹。穆时英、刘呐鸥等人的新感觉派小说对于旧上海的五光十色的表现，在文学史上确实别开生面，但不能不指出的是，新感觉派小说对于都市的着意渲染，其实正表明了作家对于这种都市生活的新奇和陌生。他们还仅仅停留在对这个大都市令人眼花缭乱的生活场面和节奏的描述上，尚未能透过表面而深入都市生活及人物心态的深处。主要原因仍是因为他们本身只是中下层知识者，对上层工商社会不太熟悉。 20世纪40年代的张爱玲可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城市感性的作家，在别人向往乡村自然而厌恶都市的喧嚣时，她却非得听到电车的声音才能入睡。陈思和曾在比较中称赞张爱玲的城市文学创作：“比起那种专写亭子间姑嫂、白相人阿哥、拆白党、姨太太等城市丑恶大展览的石库门风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磅礴大气；比起那些专写咖啡馆、跳舞场，以及霓虹灯下头晕目眩的新感觉小说，显得充满历史感的深沉；比起老舍、张恨水笔下的相对静止的旧式市民社会写真，又拥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现代都市特征。”然而读过张爱玲小说的人都知道，她的小说背景主要在传统大家族与现代社会之间，她表现的是从传统中走出来的人面对现代都市的不安心理。就此而言，张爱玲的小说也非真正的现代都市小说。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香港文学，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都市风采。施叔青1978年从台湾到香港，一呆就是十几年。她在香港一直生活于上流社会，采访施叔青的舒非断言：“从香港的故事中，可见您对吃喝玩乐的那一圈十分熟悉，您若不浸淫其中当写不出这种生活。”的确，从笔致的熟稔从容看，施叔青对于香港中上层生活的经验绝非刻意“体验生活”而能得。施叔青虽非资本家，但确属于有产者，被戏称为“富婆”。她“长期泡在上流社会，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她有自己的优势，能穿梭于海峡两岸，远游欧美东南亚，有钱有闲能看到一般人所看不到的奇珍异宝稀世名画古玩，与高官名流交往”。“香港的故事”所写的生活确实是施叔青所熟悉的。她说：“住到香港来，确是过过五光十色的日子，有自愿的，也有推不掉的应酬。自愿是基于好奇好玩、探世界的心理作祟，好听的说法是为了体验人生。身不由己的是陪着先生出现在宴会、鸡尾酒会交际。每到一种场合，我尽量使自己投入，听那般太太们抱怨司机、女佣和香港的天气，从来不想也没有必要摆出自以为清高的架势。”施叔青是反对专门去“体验生活”的，“记忆中从来不曾为了写小说而着意地身入其间，像丁玲说的，为了创作找题材，下乡体验生活，那样做太假了”。说的是丁玲，恐怕同样也可以移之于茅盾。施叔青的这种实际生活经验，使她在描写有产阶级生活场面时有“带入感”“真实感”，这正是内地作家所缺乏的。香港还有很多富翁作家，如金庸、犁青等，个个都有不菲的资产，这是香港有别于内地的一个独特文化现象，他们有可能给我们带来原汁原味的中上层生活画面。 因文化的差异，上流社会的面目也各个不同，施叔青笔下的上流社会自有其香港特色。香港没有西方社会那种世胄大户，也没有那种因袭的文化传统，香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才开始腾飞，今天的老板多是过去从一无所有拼搏起家的，艰苦的过去铸就了他们的今天。他们中的很多人是从内地各地落荒而来，现虽已发家，但家乡的情结仍拂之不去，这些经历对他们的心态都发生了重要影响。《情探》中的庄水臣不屑于像其他老板一样，在基业有成而时不假我时，整天沉迷于酒色打发日子。50年代从上海落魄来港，靠几元钱人民币起家的艰苦历史，使他不愿意虚掷钱财、花天酒地，他栽种花草，过着怡情养性的日子。不料，长发披肩身穿黑色旗袍的殷玫，唤起了庄水臣对于过去上海的回忆，对于旧日那种风韵的温情依恋。他试图将自己埋藏久远的梦，寄托到殷玫的身上。但香港毕竟是香港，它容不下庄水臣的诗意幻想。殷玫出卖肉体的真相，无情地粉碎了他一厢情愿的梦，使他无望地踉跄于风雨之中。庄水臣的作为，缘于特定的历史和地域，这只能是一个香港资本家的故事。施叔青笔下的“上海人”，让我们想起白先勇笔下的“台北人”，前者是新中国成立前夕流落香港的上海商人，后者是同一时期流落台湾的上海政要，其间的心态既相同又有差异，很值得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