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再也没有人会说当代文学不能写史，搞当代文学没有学问，研究当代文学史欠缺学术性了。这固然是时间起了作用(当代文学的行进脚步距离它的起点越来越远，“当代”所包含的文学现象有许多已经成了过去，对它的回顾、梳理、辨析和阐说分明就是在述史)，但也由于当代文学工作者在近二三十年持续努力，以大量建立在历史考察基础上的研究成果证明了当代文学具有绝不亚于现代文学的史学价值，治当代文学一样需要学术眼光及能力。而在当代文学评论研究的学术推进过程中，洪子诚先生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甚至可以说，“当代文学”史学形态的正式确立，他起的作用最大，其学术贡献堪称无人能比。1999年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以下简称《文学史》)出版，一种全新的史述范式，令整个当代文学界惊异、兴奋和欣喜。如果说，此前出版的数十部集体编写、主要用作大学中文系教材的当代文学史著，对1949年以来中国文学的描述方式大同小异，其中多数比较欠缺学术品格的话，那么，洪子诚的《文学史》不仅完全打破了惯常的述史体例，将文学规范、文学环境、文学制度、文学机构、报刊与会议、文学问题史等也作为考察对象，多维度地检视当代文学的发生，从而改变了书面文学史本体的构成，更重要的是大量运用稀见的史料，重建了当代文学的历史现场，以客观化的叙述和缜密而富有弹性的语言引领读者进入这一现场，去触摸逝去年代的炽热与冰冷，使文学史具有了超越文学认知的文化价值和学术性。可以说，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化和知识化，始自洪子诚的文学史写作，是他以当代中国第一部个人文学史奠定了当代文学史书写的不容置疑的学术地位，结束了当代文学无史的历史，尽管《文学史》并非尽善尽美。 《文学史》出版后得到的好评和它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深远影响，超过了同时代的任何一部当代文学史。不少学者认为，《文学史》的写作与出版是当代文学史研究的里程碑。2000年11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在广东肇庆召开，会上洪子诚的《文学史》成为谈论的热点。广西师范大学的黄伟林教授在发言中说这部文学史的出版是划时代的，惹得在场的洪子诚老师满脸羞红，情急地对他的说法加以阻止和否定。尽管洪老师的反应是他一贯谦虚、低调和腼腆的性格使然，他害怕张扬的心理十分真实，但是，说《文学史》改变了“当代文学”的学术地位却不存在任何夸张的成分。及今，《文学史》出版已近二十年，这本书还不见有后来居上者。在这二十来年里，它持续地发挥着学术影响力，一方面它所发现的当代文学“一体化”的生成机制及其后果，以及前后两个三十年既有连贯性又有差异的文学史深层结构，帮助学习者认识和思考当代文学的基本性质及其决定因素；一方面，它对文学史材料的发掘和处理，给研究者示范了进入文学史深处的方法与路径，特别是它所触碰的关乎文学存在的种种问题，给了后来者以开展研究的启示和继续掘进的空间。新世纪以来，当代文学研究的风气和格局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有明显的改变，即不再局限于文学思潮的勾勒和作家作品的评价，而对文学制度、文学政策和文学期刊等文学生产的关联因素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当代文学的从业者在文学史研究与书写中明显强化了对学术性的追求。这固然跟90年代以来“思想淡出，学问凸显”的思想文化场域的形成有关，但不能不说洪子诚的文学史写作开了当代文学史学术化写作的先河，影响所及，不同时代的当代文学从业者，在研究与写作中与《文学史》建立起了互文关系，有不少论文与专著，都在选题和方法上与洪式写作有着不同程度的关联。因此可以说，“当代文学”实现由批评向研究的转型，洪子诚起了重要的带动作用。 《文学史》的影响力，也是它的生命力所在。自问世以来，《文学史》一直被多所高校选为中文系本科生的当代文学教材和现当代文学专业的考研指定参考书，它还被翻译成英文、俄文、日文、韩文、哈萨克文、吉尔吉斯文等在国外出版，这在文学史著作中是少见的。《文学史》既没有在时间里减色，也突破了空间的阈限，只有真正富有学术性的写作，才会有这样强韧而持久的生命力。然而，洪子诚的学术生命力并非只是由一部《文学史》来体现。如果说，《文学史》仿佛横空出世，实则作者经过二十余年在北大中文系当代文学教研室从事教学和研究的准备，特别是在喧嚣的年代里他也不畏孤寂地在藏书丰富的北大图书馆日夜爬梳，光是创刊以来的《文艺报》就通读了三遍，长期浸润在刀光剑影的当代文学历史氛围里，靠坐冷板凳对当代文学演进过程的每一处纠结和细节，都进行了目光犀利而深沉的反复打量和长久凝视，积累成《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作家的姿态与自我意识》《中国当代新诗史》《1956：百花时代》等前期成果，才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地完成了《文学史》这一集大成之作，体现出一个坚韧的性格和沉潜的心灵不期而遇地与学术圣柱相拥抱的话，那么，以《文学史》而赢得文学史家身份的洪子诚，在专业的压力和回答历史诘问的焦虑大为缓解之后，进入了更为自由的学术思考与实践的人生境界。洪子诚本来就不是急功近利的人，2002年从北大中文系退休以后，他的学术研究与写作就更不受学术评价体制的规约了。需要用文字表述出来的，是他从南方的小城考入北京大学以来的人生经验、阅读所记和思考所得，这样他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由着性情，不拘格套，不必左顾右盼，没有太多顾忌，但唯实是务，唯真是求，因为这时的写作，固然还是要替学术史负责，但又何尝不是个体生命负载的卸除，不是心灵自由的翔舞？这就是为什么在退休之后，洪子诚进入了又一个重要的学术产出期，几乎是一个学术创制臻于至善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我的阅读史》和《材料与注释》。 《我的阅读史》和《材料与注释》文体都别具一格，前者近乎散文随笔，后者看似材料的堆积，但书中的文章无不与作者的学术历程相关，是其最新学术成果的展现。《我的阅读史》也是一位富有实力与个性的学术主体的形成史。阅读史是一个人在漫长的人生里与书本、艺术、理论、历史事件、友朋与同仁、社会与世界的交互作用的过程，除了先天的禀赋，阅读培养一个人对事物及外部世界的兴趣，形成他(她)的知识结构和心理结构，从而铸造出一个人的生命质地与能量，而作为学术主体，他(她)的研究兴趣、关注点、价值取向、言说风格和学术个性都因之而塑成，既是主观选择的结果，也被偶然机遇所决定。洪子诚不例外。他看待文学的方式、评价文学的标准、对待学术工作的态度，都来自他经由阅读而形成的精神构造，他的思想观点大多能从他的阅读史上找到来源，反过来看，是阅读给了他丰沛而稳定的学术生命力，使之成为当代学术史上的“这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