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关格非《隐身衣》的讨论中，哥特式氛围、传统志异叙事①，“音乐及其救赎”②、“日常生活与隐身哲学”③、“底层美学中产阶级化”④等等，是研究者比较关注的几个点。不过，对于作为小说核心隐喻的“隐身衣”的丰富意涵，并未得到充分的讨论，换言之，对于谁穿上了隐身衣，为什么要隐身以及隐身如何可能、意义何在这样一些阅读中的重重谜团，仍然有待得到进一步的阐释。尽管文学批评不是历史“揭秘”或库恩意义上的科学“解谜”，但正如希尔斯·米勒所说，“如果没有语言学的探索，缺乏对词语的热忱，不向人们传授对作品的解释，在书面批评文字中不作便利于阅读行为的尝试”，那么，文学批评和研究“这个职业便一无所有”。⑤ “隐身衣”作为方法，既是小说中的人物苟全性命于乱世、并尝试确立自身主体性的一种生存方法，也是小说的叙述者借以保持一种局外人视角和姿态的叙述方法，更是格非在经历了一系列启蒙文学式的旨在“引起疗救注意”的写作之后，探索批判现实主义写作新的可能性的一种方法。其中内蕴的妥协和曲折，折射的思想历程和心态，颇堪玩味。 “隐身衣”作为小说源头性的叙事符码，在叙事中直接点到的其实只有两处，一处是第二章的自我评价： 这个社会上的绝大部分人，几乎意识不到我们这伙人(指专门制作胆机的人——引者注)的存在。这倒也挺好。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来蔑视这个社会，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过着一种自得其乐的隐身人生活。⑥ 另一处是第五章写一闪而过的牟其善： 他是一位名闻遐迩的商人，擅长篆刻，喜欢登山，常和女演员在一起厮混，这都不是什么秘密。据说，他的行为十分乖张，常有出人意表之举。最为夸张的说法是，无论他在哪个场合出现，你都不可能看见他，因为他穿了一件隐身衣。⑦ 小说中第一主人公崔的身份其实并未坐实。在一系列的访谈中，格非把这个古典音乐的发烧友安放到底层的位置，也就是菜市场和游乐园里小康即安的普罗大众，还坦率地公开角色的现实人物原型，即是他本人一个叫做老余的朋友，曾经当过裁缝、而今在鞋店卖鞋。⑧有的研究者还据此提出作为底层的崔精通古典音乐这种高级艺术的可能性问题⑨，分析工人阶级成员崔的美学趣味是如何被编织进中产阶级趣味中去的⑩。但是，如果从小说人物形象的连贯性与自洽性来看，无论是他的个性爱好、言谈举止还是他的思维方式、情感特质，都与世俗社会的乡愿格格不入，都不能算是地地道道的“平头百姓”。按照叙述，崔只念过一年电大，母亲刚去世，妻子(毕业于某职业技术学校)有外遇，姐姐又下逐客令，俨然无家可归的社会弱势群体；但他又能听懂教授们的后现代历史叙事，还知道“共同体”“乌托邦”这类宏大语汇，更是不时发出些哲人似的感喟，比如“这个世界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这个社会逼得人与人之间也开始互相残杀了”等等，几乎差一点就要说出异化、“单向度”这类文绉绉的词语来。不只如此，他在叙述中还有相当触目的抒情笔调： 坐在门槛上，看看夕阳中荒芜的街道，我心里有一种浮薄的陌生感。那些过去生活的吉光片羽，像某种早已衰歇的声音留下的回响，搅动着迟钝的记忆。(11) 屋顶上的飒飒的树声，枝丫上的月亮，蝉鸣和暴雨，以及清晨空气中刚出炉的煤渣的香气，曾经日复一日，伴我入睡，也曾在黑夜中轻轻触摸我的灵魂。一旦那种特有的幽寂之感压在心头，你就会有一种时过境迁，精华已尽的恐惧，就像你全部的好日子都已经被挥霍完毕。(12) 类似这样的抒情“话语”在小说中不胜枚举，充分说明了他身份的暧昧，人们很难把这样一个惯于怀旧，而且“怀”得很有层次和深度的人，想象成一个穿梭于市井弄堂间的胆机制作员兼修理工。不过与其把这种暧昧看成小说人物塑造的某种缺陷，倒不如把它视为“隐身人”复杂与分裂的本性：无论他在哪个场合出现，你都不可能看见他。崔不过是另一个牟其善，他的行为也一样乖张，一样出人意表。他既没有知识分子被威权压抑的痛苦，也不必遭受蒋颂平那等商人的漂泊之累；他对知识分子的高谈阔论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又把腰缠万贯的商人理所当然地想象为“灵魂空虚”。和普通人无异，蔑视知识、仇官仇富的心理，一样深扎于其心；但他又惯于自我掩饰，能在别人的蔑视中，带点阿Q的精神胜利法，“自得其乐”地过活。 这种自信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崔精通音响器材，也就是拥有一门高深的专业技术，另一个是崔奉行一种无所谓的生活态度，也就是伯林所说的“消极自由”，在此基础上，他自认为重新确立起了自身的主体性。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专业技术曾经是个敏感的话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学中，如果不与政治学习结合起来，它就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表现，是成名成家的个人主义，穆旦一九五○年代在南开大学的遭遇即是一例。直到新时期文学，专业技术才获得它的合法性甚至优先性，《乔厂长上任记》里的杜佳，《哥德巴赫猜想》里的陈景润，《赤橙黄绿青蓝紫》里的刘思佳，都是因为专业技术过硬而被塑造成“典型人物”。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战略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对技术人才的呼唤，专业技术人员获得了更多的尊严。崔对音响器材教徒般的热爱，有点“为艺术而艺术”的纯粹与清高，也就与知识分子和富商巨贾的“夸饰性消费”拉开了距离。正是这一点，支撑着他能够忽略物质条件困窘、社会地位低下的生存现实，自喜亦自傲于自己的古典音乐修养，哪怕这修养带有很大的遗传成分与偶然色彩。 从男性特质看，崔仍可以归入格非的“废人”谱系，他似乎总是在被动地生活，被妻子背叛，被朋友蒋颂平欺骗，被姐姐驱赶，被丁采臣拖欠尾款，被“毁容女”逼婚，很少有主动的选择或拒绝。对这些在常人看来实属相当不幸的事件，他甚至没有丝毫的愤怒和苦恼，俨然洞察世事，阅尽沧桑的世外高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是因为他是“一个让自己的感觉停留在事情表面的人”。为什么只能停留在表面呢？“因为不论是人还是事情，最好的东西往往只有表面薄薄的一层，这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所。任何东西都有它的底子，但你最好不要去碰它。只要你捅破了这层脆弱的窗户纸，里面的内容，一多半根本经不起推敲。”(13)从世俗生存上说，这是聪明人、过来人的经验之谈，所谓适可而止，点到即止，所谓有分寸，识时务，说的都是这个理。但如果从人的精神状态来看，它就显得过于消极而萎靡了。由于当代中国人的某些特殊的历史记忆，由于人们久久不能忘怀某些惨痛的个人经历，自伯林提出“两种自由”(14)的区分以来，积极自由就被误解为它必然会导向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消极自由则被当成苟全性命于乱世的上上之策。其实这是一种选择性偏见。伯林之所以要作出如此区分，并强调积极自由的灾难后果，是因为他更多地考虑到二十世纪一系列非人道的事件，但这并不是说消极自由就具有了天然的免疫力，它所产生的怀疑主义和犬儒主义，放弃表意与实践冲动，退回到内心城堡，谋求“个人”奋斗、实现“自我”，同样有可能构成某种专制统治的共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