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到竹内好的历史语境谈“回心” 竹内好写于1943年的《鲁迅》以及他在日后不断发展的“回心”论述，不仅是日本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经典，在国内也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关于什么是“回心”，由于竹内好多次在不同语境里提及，用语又比较晦涩，所以一直众说纷纭。不过大体而言，竹内好在战后的《何谓现代》一文里做出的日本“转向”型文化和中国“回心”型文化的对比是相对比较清晰的。他从鲁迅及中国的现代进程中看到了“回心”型文化，从日本的现代进程中则看到了“转向”型文化，他将两者对举，认为“回心”的特点是在接受外来文化冲击时首先经历主体自身的抵抗，因为经由了这个抵抗过程，之后的调整和改变也就不是盲目地转向他人，而是为自我发展所做的改变；相反，“转向”型文化在面对西方冲击时不经过主体的抵抗就盲目屈从，结果在不同时期面临蜂拥而至的各种西方思想时，日本就只能不断地改变方向，结果就完全失去了自我。这种阐发应该是竹内好最被人熟悉的一种对“回心论”的理解了。然而，在竹内好战时写下的《鲁迅》里，虽然也将“回心”作为关键问题，谈论方式却是相对晦涩、玄学的，《鲁迅》里关于“回心”的论述大致包括：首先，指出鲁迅有一个原点，鲁迅在这个时刻发生了文学自觉；第二，在传记意义上将这个原点确定在北京蛰居期，并同时指出这个回心之轴的更早开端是仙台时期；第三，通过强调“回心”，竹内好提出了文学者鲁迅和启蒙者鲁迅的对立，且在谈文学和政治关系时将文学的行动放在比政治行动更具根基性的位置上。这些讨论后来在日本重要的鲁迅研究专家如丸山升、伊藤虎丸、木山英雄那里都被反复提及。 在国内，从新世纪头几年开始，一股“竹内好热”也在兴起，竹内好的论述也开始作为经典思考被不加清理地反复征用。不过，略不同于日本学界在面对竹内好时的影响焦虑，国内不少学人在谈到竹内好及他的《鲁迅》时还是或多或少持一种谨慎态度的。比如吴晓东在《何谓“文学的自觉”？——读解“竹内鲁迅”过程中的困惑》中就小心翼翼地提出，竹内好说鲁迅在S会馆时发生了“回心”，可这一观点不仅在材料上缺乏支持，阐释上也多有玄学色彩，那么如何才能使这种虽有魅力但难以把握的解释不走向片面呢？他进而提出，如果说竹内好是在日本语境里读鲁迅的，那么，“我们如何能够从应该被语境化的竹内鲁迅中引发出对今天的中国学界有效的资源？”① 高远东在《“仙台经验”与“弃医从文”——对竹内好曲解鲁迅文学发生原因的一点分析》一文中的批评则更严厉。高远东凭借丰富的历史知识对鲁迅的仙台经验进行重述，展示了鲁迅“弃医从文”的复杂性与多线轴性。高远东由此用“曲解”一词评判竹内好的主观解读，并认为既然竹内好只是借鲁迅思考日本问题，那他这种机能性地利用鲁迅就只能是远离鲁迅的。这两篇批评文章指出竹内好解读的有限性，提出将其重新语境化，这是必要的，但竹内好的阅读当真远离了鲁迅吗？这个问题或可在东亚现代性的更开阔语境里被重新思考，须知竹内好对日本问题的批判恰是以他在“东洋的近代”的视点下深入体认中国现代为前提的，既然竹内好可以通过鲁迅来反思日本，我们为何不能用竹内好来反思中国？不过我们可以先放下这个争论，先谈谈回到竹内好自己的语境的问题，我想讨论高远东的批评里的一个段落： 第三，更重要的是，鲁迅的自我体验与中国近代民族经验的同构性，在鲁迅个人的遭遇中“寓言式”地隐含着中国民族的近代遭遇，与中国近代以来的核心问题深刻相连。这是鲁迅文学之政治性的根源。像竹内好那样把鲁迅的文学视为根源的“无”和“黑暗”的深刻的现代个人主义的文学，并不能完整描述和准确把握鲁迅文学的本质。② 这个论断的前半部分我同意，然而最后一句却显示了高远东对竹内好的一些“曲解”。竹内好强调“文学”反对“政治”？竹内好的文学观是现代个人主义的？这些判断恐怕是有问题的。翻阅年谱即知，竹内好是相当政治化的人，他早在大阪高中时就因编辑《帝陵》和《校友会杂志》与校方冲突，还为声援五位左倾同学在全校演讲和组织罢课；在主持“中国文学研究会”期间，他相当鲜明地强调研究会及杂志的党派性；竹内好在战后积极参与政治辩论，1960年更全力投入安保反对运动，还为此辞去教职并酿成一个事件。③竹内好一生都是政治人，所以当他提出文学者与启蒙者的对峙时，显然不是在文学/政治二分的模式下谈文学或政治的。再者，竹内好的“文学观”大致是掺和了从大正年代后期(1920年代前半期)到他写作《鲁迅》的二十年间日本文学复杂的发展脉络中的各个要素的，如无产阶级文学、自由主义文学、日本浪漫派文学等，虽然我还难以清晰地界定他的文学观，但可确定它和“深刻的现代个人主义的文学”难有什么直接关系。不过，稍做一些知识谱系学方面的考量，我们会发现高文的这个判断与其说是针对竹内好，不如说是针对竹内好最初传入的时代语境及国内学者在这个语境里对竹内好的理解。我指的是1986年李心峰译成的《鲁迅》传入的语境，当时还有李欧梵的《铁屋中的呐喊》、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汪晖的《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及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一起出现，大致可以说这时人文知识界有一股特别强调具有现代主义式孤独内心的鲁迅的倾向，并希望通过重塑一个“荷戟独彷徨”的形象来对抗革命者鲁迅，甚或对抗80年代前半期所塑造的启蒙者鲁迅的形象，而这恐怕才是高远东的批评对象。④但《鲁迅》被接受的语境不是竹内好写作《鲁迅》的原初语境，顺着这一点也可顺便指出另一问题，即李欧梵著作的原初语境也略有不同。李著继承的是夏济安《黑暗的闸门》的传统，通过对现代主义个体的鲁迅的强调对抗革命的鲁迅，这在冷战意识形态下有解构革命和中国叙事的意图。冷战时期美国中国学的问题不是80年代中后期中国知识界的问题，尽管相比于竹内好两者应该说更接近些。竹内好则完全是在另一语境中谈问题，国内研究者对这个语境是相对生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