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是新中国成立前后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关系到亿万农民的翻身和农民主人翁地位的确立。组织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参加土改工作队，是中共在土改中的重要政策，目的是通过土改来改造他们的思想。沈从文参加土改有着更重要的意义，他希望这次实践能够拯救他处于困境的文学创作。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写出“一两本新的时代新的人民作品”①。作为一位擅长小说创作的多产作家，这次又在农村土改中生活了三个多月，沈从文的主观愿望为什么就没有实现呢？关于沈从文与土改的研究，除传记式呈现和相关描述外，或将其土改期间关于“有情”与“事功”的论述放至20世纪中期海内外学者关于抒情言说的谱系之中②；或认为他在一体化机制下，有意克服“人民的文学”否定个人、否定生命、以文学为工具的弊端，从而对土改历史作出了超越性思考③。这些研究都从某一角度呈现了沈从文土改书写的独特性，但均拔高了沈从文作为现实对立面的意义、夸张了其对历史的“有情”，而对具体历史语境的复杂性和沈从文的矛盾挣扎缺乏辩证分析。本文将沈从文的土改书写放回他在土改中的亲身经历和时代氛围中，辨析他与主流思想及文学风尚的龃龉，进而追问新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效果与限度。 沈从文参加的是北京赴西南地区土改工作第七团，工作地区为内江县第四区(今内江市双才镇)，工作时间为1951年11月8日至1952年2月20日，共计105天。内江属于川南，地主占有土地率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剥削严重，情况复杂。土改由县土改指挥部统一组织。指挥部向每区派出土改中队，由县、区两级领导分别担任正、副队长。区中队在该区重点乡设立中队部，向每村派出1—2名工作队员领导土改。第四区中队部最初设在烈士乡一个由大糖房改造的区公所。沈从文被分配在中队部调研组担任调研员。 结合当时县委干部田文彬《内江县土地改革运动的回顾》和沈从文书信，可知当时内江土改各阶段的起止时间、主要任务及沈从文在其中的角色。 第一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动员，发动群众，调查研究，制定方案”④，时间大致为1951年11月3日至11月底，沈从文到达内江第四区的时间为11月8日，土改已经开始5天了。11月13日，沈从文在家信中说：“今天阳光温和，大家听解答报告去了，我因为头不受用，很累，留在住处。”⑤所谓“解答报告”，应该是内江第二期土改第一阶段第一小节的工作，即“广泛宣传土改政策，动员各阶层认真执行《土改法》”⑥。沈从文“头不受用”，是因为他长途奔波，加上对当地饮食不习惯，导致“血压高些，心脏不太好”⑦。第二天，他下了一次乡，走了三十里路，花了一上午时间，觉得“头很重”⑧。沈从文的身体状态可能给当地干部造成一定的影响，他成为了被照顾的对象，这意味着他离开了土改的核心工作。 第一阶段第二小节的工作是“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组织阶级队伍”⑨，沈从文11月14日在家信中说：“过不多久，有些人就得分别下村去了，过三五天即得分住贫农家，一个一个去住，再会齐来报告的。”⑩下村去的工作队员“有目的有对象地进行访贫问苦，‘吃贫雇，住贫雇，与贫雇干活路’，同贫雇农打成一片，广交朋友，摆家史，倒苦水，谈剥削，挖苦根，回忆对比算账，谈心交心，扎正了‘根子’，重点进行培养，并依靠‘根子’，有对象有计划地积极串联。”(11)“访贫问苦”“同吃同住同劳动”对于知识分子树立群众观点和阶级观点，扎实投身土改工作十分重要。中南局秘书长杜润生告诫下乡参加土改的知识分子应该“做土改中的日常的具体工作，就要在具体事务上为农民服务，以求得在思想上、感情上、生活上和农民打成一片”(12)。阳翰笙总结土改经验时说：“所有领导的干部都应该深入一个乡，一个重点村，重点组，重点人。并应亲自做到培养一个核心骨干，交好几个贫雇农作知心朋友”(13)。郭沫若的夫人于立群在广西参加土改时“长期住在贫农家，帮做家务”(14)。参加川北土改的刘玉芬走访了村子里最穷的一家，深受震动，从而转变了思想。(15)《暴风骤雨》中的工作队员王春生同赵玉林一起推碾子、侍弄园子地，和赵玉林建立起了感情，才获得赵玉林的信任，了解到屯子里的真实情况，打开了工作局面。 沈从文十分明白，“一定要到村子里去工作，才算是工作起始”(16)，但他一直住在中队部，“住处是孤独的一个单位，在山顶，四围有竹树环抱”。(17)直到离开内江前，他还在家信中说：“我住的中队部，也即如军中的指挥部，不算是土改战斗前线，因之也可以说没有和土改战士一道，没有和农干一道，小组中种种是明白得不甚具体的。”(18)沈从文一开始就吃“中灶”(19)，比老百姓吃得要好很多。不久他的伙食水平又有提高，介乎小灶和中灶之间，“这是组中的上等伙食，如下村同志，吃的只是红苕拌饭，牛皮菜。是目前贫雇农一般情形”。(20)即便如此，沈从文仍觉吃不消。沈从文既没有访贫问苦，也没有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所以他在土改第一阶段并没有获得多少实质性的材料。 第二阶段“按照政策，划分阶级，民主评议，三榜定案”(21)，时间大概是1951年12月。12月3日，沈从文到村子里去开会，这次会一连开了四天，沈从文担任记录，工作对于他来说十分繁重，“目下是头脑和心都希望有个把月休息”(22)。这次沈从文被分下去和农民代表“同吃”，但“饭太硬，菜太辣，吃了四顿，消化不了”(23)。会议结束后他自己挑行李回到三里外的住处，觉得“十分疲倦”(24)。回到住处又连续开了两天会。很多工作主要是通过这种开会讨论的办法完成的。“半夜里还有人从这村子走到那个村子，反复反复的开会，老太太、小孩子，都参加这种运动！我们的学习会，也是整天半夜的开。”(25)但对于沈从文来说：“路滑不好走，晚上小村子各种会都无从参加。”(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