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沈从文随北大、清华友人一路南下，在最终迁往昆明的途中，曾辗转回到湘西沅陵，在大哥沈云麓的新居“芸庐”中，住了三个月左右。期间，他多次接待经沅陵向后方转移的文教单位及友人，还在大哥的安排下，与陈渠珍等“同乡文武大老”会商于“芸庐”。沅陵小住的经验，对于战时沈从文社会感知、文学方式的转变，产生了相当内在的影响。由于对湘西地方的变化、内部错综的矛盾以及在战争中的位置，有了更为切近的了解，他也产生了向外界介绍真实湘西，以增进内外团结、沟通的愿望。1938年4月，在动身离开沅陵之前，在给张兆和的信中，他透露了“重写湘西”的计划：“我预备写一本大书，到昆明必可着手。”① 事实上，沈从文到昆明之后着手尝试的，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系列，包括散文集《湘西》，以及小说《长河》、《芸庐纪事》、《小砦》等构成的“十城记”②。所谓“重写”，出自笔者的概括，是指在延续“牧歌抒情”笔法的同时，这一时期的沈从文有意转换书写框架，不再刻意营造乌托邦式的乡土社会，将其作为挽歌性的生命源泉，而试图将湘西变动的“人事”放回历史的“长河”中，在抗战前后特定的情境中，检讨它的历史困局与可能的出路。如果延伸视野，他在40年代中后期写下的小说《雪晴》系列、散文《一个传奇的本事》，乃至50年代初赴川南参加土改时想把《雪晴》等未完成的作品续完的动念③，都发生这一“重写”的延长线上。 其中，写于1942年的《芸庐纪事》相对于《长河》《湘西》等作品，似乎较少被读者和研究者关注，但在沈从文“重写湘西”的系列中，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是为数不多的一篇，直接书写了战时湘西地方(沅陵)的新气象，且以“芸庐”主人大哥沈云麓为原型，塑造了一个传奇性的“大先生”形象，在这位“大先生”的身上，沈从文寄托了某种新湘西精神的想象。考虑到《湘西》《长河》的写作在前，《芸庐纪事》在后，某种意义上，这部小说似乎代表了经历了一个阶段的“为抽象而疯狂”之后，沈从文自我整理、“重写湘西”的第二波努力④。由于发表时的删改、禁止，以及个人创作的内在困境，包括《芸庐纪事》在内，“重写湘西”的大部分作品都未完成，但在沈从文的文学生涯中，这又是包蕴了诸多可能性的一个阶段，与他在40年代不断提出的“经典重造”“新文学重造”“国家重造”等命题也有着极为内在的呼应关系。如何“重写”？其中包含怎样的社会感知和政治视野？“重写”在小说文体内部留下怎样的张力？作为一个返乡过客，沈从文与地方社会取得怎样的联系，又怎样确立一个书写者的主体位置？在40—50年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巨变中，怎样理解这一“重写”的困境和意义？ 沅陵，古称辰州，是沅水流域的一个大码头，控湘西要冲，入川入黔，此为必经之道。少年时代，随军漫游的沈从文，曾多次驻留此地，留下了许多魂牵梦绕的记忆。抗战初期，沅陵的战略位置也十分关键：它是当时湘西行署的所在地，又是新修通的湘黔公路上重要的一站，水路与公路交汇，战时大量人口、物资、行政文教机关向西南内地疏散，都要途经此地。因此，这座小小的山城与西南不少的城镇一样，也被战争“发动”了起来、繁荣了起来。不少途径湘西的游记作者，都记录过沅陵战时的热闹市容：“战后交通建设，首推公路，而山城气象亦因公路而蓬勃，进城须渡沅水，惟车站一隅亦极热闹，大小旅社满坑满谷，皆候车西上之过客。”⑤《芸庐纪事》的第一章“陌生的地方和陌生的人”，一开头也以几名过境沅陵的学生的视角，描述了沅陵街市上的人群杂沓、货物流通的场面： 各种各式的商店都有主顾陆续进出，各种货物都堆积如山，从河下帆船运载新来的货物，还不断的在起卸。事事都表示这个地方因受战事刺激，人口向内迁徙，物资流动，需要增加后，货物的吸收和分散，都完全在一种不可形容匆忙中进行，市面既因之而繁荣，乡村也将为这种繁荣，在急剧中发生变化……从时间算来，去首都南京陷落：已XX天了。⑥ 有意味的是，这几名“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此前都读过“一本近于导游性质的小书，对于这个地方充满了一种奇异的感情”。因而，踏上湘西的土地，“凡事无不用另外眼光相看”，处处以“小书”为参照，指指点点当地的人物、风俗。那本“近于导游性质的小书”，正是沈从文自己的《湘行散记》。为了表现外来学生与地方的隔膜，小说特意安排了一场冲突：因为语言不通，几个学生与一名小商贩起了纠纷，还差点攻击了前来“排难解纷”的“大先生”，使用的“武器”不是别的，仍是那本《湘行散记》。所谓“砖头打砖窑”，这个细节具有高度的象征性，似乎暗示自己以往的湘西书写，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外来者与湘西地方的阻隔。而“重写湘西”包含了湘西的“祛魅”，是与自己过往书写的对话。 与此相关的是，在30年代《边城》等作品中，沈从文构造的湘西世界，往往具有偏远、封闭的特征，但在《湘西》《长河》《芸庐纪事》等“重写”之作中，以水路、公路、码头、口岸为线索，以货物、人口、资讯、观念的流动为媒介，将湘西置于一个更为开放、内外联动的关系网络中，成为他“重写湘西”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策略。另外，相较于以往作品中的时间的相对虚化，《芸庐纪事》对时间的标记也格外明确：一处就在上面引述的段落中，即“去首都南京陷落：已XX天了”，这一方面强化了战局不断深化的紧迫感，另一方面也暗示湘西的“未来”，在于怎样校正地方性的时间，参与到这种战争的总体进程中；另一处时间标记，出现在小说的开头：“就在这个地方，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某一天，下午两点钟左右。”起笔的这一句，交代了地点、时间，几个“身穿大学生制服的青年”，随即出现在画框中。实际上，1937年12月，也正是沈从文自己准备动身重返沅陵的时刻⑦，也是湘西地方在一系列动荡之后迎来历史转机的时刻。在文本的内外，小说作者与小说中人物的迁徙，似乎在时间上构成了一种同步，而更大的同步发生在个人与历史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