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或许是旧的结束。或许是新的开始。 ——艾丽丝·门罗 那种令人心向往之的逃离，存在于每个人的意念之中。 ——舍伍德·安德森 兰波一句“生活在别处”①激动了多少不安分的心灵：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的运动中，这句诗被作为标语刷在墙上；米兰·昆德拉把它作为一部小说的题目；美国“迷惘的一代”年轻作家们为积累素材，一度长时间旅居巴黎，过着“别处的生活”，以求写出堪与欧洲文学经典相媲美的作品②；凯鲁亚克等“垮掉的一代”作家耽溺于“在路上”的生活、写作状态，未始没有这句充满魔力的诗的影响在内。兰波的另外两句诗与“生活在别处”形成微妙的互文，即“我所有的蔑视都有原因：因为我逃离”③(《地狱一季·不可能》)和“最聪明的办法是离开这片大陆，这里，疯狂四处游荡，寻找苦难的人们作为人质”④。(《地狱一季·坏血统》)既然理想的生活在别处，那就逃离当下的束缚去追寻。兰波终其短暂的一生，都在不停地逃离，不断奔向别处的生活。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小城畸人》里的每个人物都想逃离自己的生活，每个普通人的内心都暗流涌动。有趣的是，舍伍德·安德森本人是从一位出色的油漆商人的角色中逃离，开始其写作生涯的，他原本有望成为美国油漆行业的洛克菲勒，听从内心召唤的逃离，却使他成为福克纳和海明威等一辈作家的文学“父亲”。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拿大女作家艾丽丝·门罗有一部小说集题为《逃离》，收录了《逃离》《机缘》等八篇中短篇小说，讲述的都是女性“逃离”的故事，一次次毫无预知的逃离的闪念，或者化为雷厉风行的践履，或者成为胎死腹中的计划，或者沦为半途而废的笑谈…… “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⑤逃离既赋形于现实，又见诸文学作品，且横亘中西，纵跨古今。伯夷叔齐闻知武王伐纣后，不食周粟，逃离西岐，“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庄子不满“人为物役”，批判“机事”、“机心”对人的异化，主张以“心斋”、“坐忘”等方式逃离尘俗，凌万物而超脱；乐毅辅佐燕昭王复兴燕国，又举兵伐齐，为燕国复仇，正当其“化齐入燕”大计稳步实施之际，燕昭王病逝，乐毅遭继任的燕惠王猜忌，遂逃离燕国，以“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回应燕惠王的指责；楚国上蔡郡中小吏李斯“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复“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人犬不惧”，遂有“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之叹，他逃离上蔡，“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成后入仕秦国，说服秦王嬴政启动吞并六国、统一华夏的历史进程⑥。不妨说，伯夷叔齐的逃离走向冲淡平和的隐逸之路，庄子的逃离指向心灵至乐与精神超越之途，乐毅的逃离为了全身避祸，李斯的逃离则以建功立业为鹄的。后世的逃离大致不外乎以上四种模式，或兼具其中之二三模式。比如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逃离既是避祸又是超越，陶渊明“归田园居”的逃离既是隐逸又是超越，司马迁发愤著史其实是“逃遁到不朽的事业中去”⑦，等等。“文革”期间，下放到干校的钱锺书在劳动歇息的空档翻阅外文字典，被剥夺写作权利的季羡林以打腹稿的方式翻译《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两大印度史诗，李泽厚以“红宝书”作掩饰偷偷读康德、为写作《批判哲学的批判》准备……这何尝不是一种“李斯—司马迁式”的逃离，一种更多迂回却也更多韧性的抗争！ 歌德把那些“人类过去不断重复，今后还会继续重复的精神现象”称为“母题”⑧。如上所述，人事代谢，往来成史，“逃离”一直在反复出现，但它不仅仅是精神现象，同时也关乎人们对于自身处境所作出的情感反应和行动反馈，是一种凝聚着人类“审美意识以及心理内容的双重体验的原型化母题”⑨。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见证了“逃离”母题的频频造访：鲁迅1922年在《呐喊·自序》忆及少时对故乡的“逃离”：“走异路，逃异地，去寻别样的人们”⑩，1926年《朝花夕拾·琐记》所述仍是早年“逃离”的必要性：“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11)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更是将传主的心路历程总结为“三次逃离”，鲁迅的毕生行止则被概括成“不断地从悲观和绝望中逃离”(12)。主题学研究指出：“母题是从具体现实中抽取出来的”，“题材只有被分解成部分(母题)时才能被确认”(13)。于是，钱锺书借苏文纨之口无心说出的“围城”之喻，令听者有意的方鸿渐和广大(解)读者心有戚戚：人生就是从围城之外逃离到围城之内，又在围城之内渴望逃离的循环，处处围城，故而无时不想逃离，无怪乎美国精神分析学者威尔默称“在许多情况下，人们的大半智慧和勇敢……命令人们离去并寻找更适合的人或事”(14)。沈从文笔下的童养媳萧萧懵懵懂懂，时常梦见好吃的、好玩的东西(婆婆担心她长得太快，故意待之以粗茶淡饭)，这是一种无意识的“逃离”。相比之下，张爱玲作品中的白流苏们心思缜密、目标明确，就是通过嫁人、通过缔结一纸婚约来“逃离”眼下的生活。1930年代的现代派诗人李广田、何其芳、卞之琳等营构镜花水月、错彩镂金的纸上乌托邦，以期逃离大时代的纷争(15)……这些逃离或具体，或模糊，有的是付诸实施的行动，有的却仅止于一种姿态、一种意愿、一种朦胧的向往。逃离，蕴涵着人类不满足于现状、求新求变的乌托邦冲动，以及渴望冲破牵绊、摆脱束缚的不羁想象力。鲁迅说：“不满是向上的车轮……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16)加斯东·巴什拉称：“想象就是一簇烛火，心理的烛火，人们可能面对它度过一生。”(17)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逃离是敞开的未知，为人类平淡的生活提供了别样的可能，它关涉“人类生命和心灵最原初的存在和生命记忆”，是一种“心灵和艺术的双重母题”(18)。选择逃离的人，头脑中往往有一片“乐土”(如《诗经·硕鼠》)或桃花源(如陶渊明《桃花源记》)，这源于几千年文明的心理积淀和文化原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