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和数字是冷酷无情的，象两条鞭子，悬在我们的背上。”“其实，时间和数字是有生命、有感情的，只要你掏出心来追求它，它就属于你。”①这是新时期改革文学中最为著名的“开拓者”乔厂长的发言记录，也奠定了新时期甚至以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关于文学与社会的现代性想象。新时期改革文学的出现，无疑与一种集体性的历史冲动密切相关，这一冲动就是尽快摆脱落后的状态，去拥抱一种真正现代的生活并为之摇旗呐喊。这种“现代化想象”也是新时期文学“起源性”问题中最重要的支撑点。②这一冲动其实源于一种对自我历史的重新审视，即在“文革”结束后，中国算不算一个现代国家？而这一重新审视的前提则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实践的怀疑和潜意识中“失败”的认定。虽然在政治话语的表述中，将改革指认为“第二次革命”，试图建立“革命—改革”的意义连续体，但在更细致具体的表述中，我们却能读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一般来说，领先的工业化国家的发展主要由其内部决定，而落后的国家的工业化的发展却主要由外部决定。”③这几乎是一种历史的“宿命”，共和国的现代化建设最初也是遵循着这样的道路，以苏联为模板，在苏联的帮助下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但在“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文件”之后，以及随着现实中“以苏为师”的各种后果日益显现，使得许多革命家日益认识到苏联模式与中国革命理想之间的抵牾。④自“八大”开始，中国“以苏为鉴”，逐渐开始探索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并在理论和政治上与“苏联修正主义”开始了持久的斗争，史称“中苏论战”，而“中苏论战”的理论斗争的形式背后，其实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方向的两种不同理解。 但经过了“大跃进”与“文革”两次重大的挫折，尤其是在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的情况下，⑤“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⑥这种现代化的探索在许多国人包括党的领导人心中已经失去了“首创精神”的色彩，伴随着“冷战”局势的改变和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中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认知也逐渐深入，看待西方欧美国家的眼光也发生了变化。对中国的自我认知也从过去的“世界革命”的中心沦为“现代化”世界的边缘，从“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者和对抗帝国主义霸权的最前沿转化为“发达国家”的战略伙伴和竞争对手，以至于邓小平重提“开出球籍”这一危机性论述。这一认识论的变化不仅是理论范式的更替，更是一种世界观的修正，这是一种“去政治化”的过程。在这一“去政治化”的过程中，“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也越来越淡化了“社会主义”的绝对规定性，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前提”，只有触及到这一“前提”的底线时，“社会主义”才会以僵化的教条形式做出反应，“不争论”则是这种价值悬置的理论表述。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真理政治”的认识论翻转，和“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的强力表述和推进。 对改革开放的认识需要在这种变化了的历史语境中来认识。“开放”并不是新生事物，50年代对苏联开放，70年代初与欧美国家，日本关系正常化，⑦以及与社会主义阵营和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不间断的交流都是开放，所以，“开放”的关键是对谁开放、如何认识开放的对象、以何种心态面对这些国家，以及如何指认自己在这种开放状态中的位置。 归根结底，这关涉到如何自我界定“新时期”“社会主义中国”在世界史上和现实中的位置，这种界定是一种“定位的政治”，是“由转型中国的历史地位和发展前景而引发的理论和话语斗争。”⑧究竟是以“开拓者精神”“胸怀祖国，走向世界”，同时并未放弃心中对一个平等世界的追求，还是承认失败，接受全面“接轨”的必然性，被迫在个人和民族生活的实验和实践之外重新寻找参照系，又或者真的有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可走？甚至，这种选择本身也是不可能完全在内部完成的，因为在失去了历史的自信之后，任何对自我的重新认知都受制于“外部”身影的投射。在改革初期，这种认知是不够清晰的，或者说，仍然处于历史的惯性、负担与新观念带来的冲击之间的纠缠之中。而从改革文学的“开拓者”身上以及以他们为中心的叙事模式上，我们或许能体会到这种多重逻辑与情感的缠绕所带来的犹疑与困惑。 我们从改革文学中“开拓者家族”的大家长乔厂长开始。在改革文学的代表作《乔厂长上任记》中，乔厂长少见地接受过正规管理课程训练，属于那个时代稀有的专家型的知识分子，而这些都来自于他50年代的留苏经历：“一九五七年，乔光朴在苏联学习的最后一年，到列宁格勒电力工厂担任助理厂长。”⑨我们决不能仅仅把这段插叙看作是为他与童贞的爱情所设置的背景，而是需要将其看作某种叙事中的无意识，即共和国工业与前苏联工业之间的密切而纠缠的关系，而这一关系在文学中也必定获得了相应的表达。 正如新中国的历史与苏联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那样，共和国的工业建设也是如此。⑩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工业体制规划与建设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苏联工业的管理方法和经验，来华的苏联专家也在工厂和企业成为实际的主导者，相应地，在政府部门和科研机构等领域的建设也与苏式工业化经济在管理上的需求相适应。在工厂管理方面，则是学习了苏联的“马钢宪法”(指以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经验为代表的苏联一长制管理方法)，这种管理方法强调管理和专家的作用，依靠少数专家和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实行“一长制”；注重物质刺激；不搞群众性的技术革命。对此，韦伯早就指出，如果劳动分工发展到了一定阶段，那么任何一种政治形态都将被迫屈服于官僚制度：“在苏维埃方面，它保留或毋宁说重新启用了高薪企业家、计件工资、泰勒制、军事和工厂纪律，以及寻求外国资本等等。因此，一言以蔽之，苏维埃不得不再次全盘接受布尔什维克曾当作资产阶级制度与之战斗的全部事务。为了让国家和经济维持正常运转，他们不得不这样做。”(11)与之相应地，我们也不能不想到列宁对“泰勒制”的前后态度的截然不同，(12)在这种变化后面，不是革命政策的朝三暮四，而是革命者们对另类“现代化”道路探索的艰难和不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