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8)07-0142-08 本文不是要论证何为百年新诗的元问题，而是要辨释百年新诗元问题的含义。自胡适等倡导新诗以来，“什么是新诗”这一问题就成为现代诗学探讨的核心问题，百年来围绕这一问题发表了无以计数的文章，被人们时常提起的有代表性的就有百余篇，诸如胡适的《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俞平伯的《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宗白华的《新诗略谈》、康白情的《新诗底我见》、梁实秋的《新诗的格调及其他》、臧克家的《论新诗》、叶公超的《论新诗》、冯文炳的《新诗应该是自由诗》、袁可嘉的《新诗戏剧化》、公刘的《关于新诗的一些基本观点》、余光中的《新诗与传统》、郑敏的《我们的新诗遇到了什么问题？》①，等等。“新诗”是一个世界性现象，美国20世纪初出现了他们的“新诗”运动，日本明治维新后出现了“新诗”，欧洲文艺复兴开始尤其是“二战”以后“新诗”成为重要的文学现象，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新诗”运动是世界“新诗”大潮的组成部分。上述胡适、宗白华等人所论“新诗”其全称应该是“中国新诗”。百年来也有很多诗人、研究者谈论“新诗”时没有省略“中国”二字，用的是全称“中国新诗”。例如金克木的《中国新诗的新途径》②、艾青的《中国新诗六十年》③、王光明的《中国新诗的本体反思》④等，具有一种世界诗歌视野；1948年曹辛之、唐湜、陈敬容、辛笛等创办《中国新诗》月刊，显示出一种自觉的“中国新诗”意识；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明确将1940年代后期出现的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王佐良、唐湜、陈敬容等称为“中国新诗派”⑤，这既是历史事实的反映，同时在世界新诗史上彰显了中国身份与贡献；陆耀东、龙泉明的新诗史研究著作分别为《中国新诗流变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中国新诗史》(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2015年)，在“新诗”前加上“中国”，以与他国“新诗”相区别，同时突出了“中国新诗”的世界性。可见，“中国新诗”是中国百年来新诗的元概念、元问题。 在新诗诞生百年之际重提这一元问题，是因为百年新诗演变史、历史成就与诸多具体问题以及未来发展等等，都与对这一元问题的理解有关，一个人心中的“中国新诗”观念或者说形象决定了其新诗想象、创作追求与风格。“何为中国新诗”，听起来是一个本质主义问题，但我要申明的是，我只是期待通过辨析、认知与观看“中国新诗”，尽可能敞开其内在秘密，并不是试图去定义“中国新诗”。任何定义都是危险的，但不去定义并不意味着无须追问它是什么；如果只是智慧性地追问并回答“中国新诗”不是什么，自然不会陷自己于某种言说的可能性陷阱，但那样则只可能在“中国新诗”外围言说，不可能走近更不用说走进“中国新诗”。 事实上，现在许多人心中，“中国新诗”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一般大众都在不假思索地使用它，很少有人去思考何为新诗、何为中国新诗这类根本性问题。大家谈论“中国新诗”时，多是以对这个概念的印象式理解为基础，以一种表层认知为依据。提到“中国新诗”联想到的往往是具体的诗人诗作，诸如郭沫若的《女神》、戴望舒的《雨巷》、徐志摩的《再别康桥》、闻一多的《死水》，或者舒婷的《致橡树》、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甚至不少人还会想到“梨花体”“羊羔体”等。显然，对“中国新诗”这种认知是以新诗史上的诗人、诗作为依据，是一种模糊性的感知印象。这种模糊性对于欣赏新诗作品没有什么问题，甚至还可能为读者打开一个更为开阔的新诗视域和更为多义的诗歌空间；但是，这种模糊性认知因并非以科学理性为前提，以致新诗创作史上出现了大量写作者自以为是但事实上并不具有新诗属性的作品，使一些文学史著、新诗史论著大谈特谈那些不属于新诗范畴的作品。新诗百年了，新诗创作和研究还在进行，重释“何为中国新诗”这一元问题，有助于推进对百年新诗史上诸多具体问题的认识与判断。 一、时空存在与意识 “中国新诗”发生、发展于特定的时空场域，它既是时间向度上的存在者，是特定时间域的产物，烙上了时代印迹，同时又赋予自己所处时代以特殊标记，使所属时代获得不同于其他历史时期的诗意；但同时它又是空间的存在者，无法逾越特定的空间，既呈现所处空间里的人、事与话语，又使所属空间充满自己的符号、韵律与声音，充满自己的情感、想象与思想，从而变得更为丰富、复杂。 具体言之，“中国新诗”作为历史上发生的新型的诗歌形态，它有自己的起点和终点，构成其生存的时间向度。起点在何处？对于一般事物而言，也许比较容易判断，但作为一种历史文化事件，其发生究竟在何时，因与对其本质的认识、定位相关，就没有那么容易判断了，以至于中国新诗的发生起点，至今有多种观点：一是将新诗的发生视为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视新诗为具有新文化特质的诗歌，将其起点定位为1917年初，这是目前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二是以1919年为起点，将新诗纳入新民主主义历史叙述框架里论述，1950-1970年代的文学史著作基本上以此构筑新诗历史；三是以晚清“诗界革命”为起点，从维新维度判定新诗发生历史，“欧洲意境”是那时新诗的一个标志，⑥1920-1930年代出版的某些文学史著作持这种看法；⑦还有人将新诗起点追溯到鸦片战争。任何新生事物的发生都有一个过程，就是所谓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量与质如何界定则与对该新生事物性质的认识分不开，就是说新诗的起点问题与新诗质的规定性联系在一起，而何为新诗质的规定性则取决于对新诗的界定与想象，取决于新诗的历史实践及其创作成果，所以不同的起点之说是由不同的诗歌观念尤其是新诗观念所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各种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起点之说，都有属于自己的言说逻辑与合理性。笔者认为，“中国新诗”最基本的特性是白话自由体，这是它与旧诗的最显在也是最根本的区别，结合发生期的相关史料和诗作特征，则“中国新诗”的起点定在1917年初更为合适一些。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