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18日下午，借钱理群《鲁迅作品细读》(2017年10月)和洪子诚《文学的阅读》(2017年5月)的出版，凤凰读书会邀请钱理群和洪子诚在北京单向空间座谈、对话，对话题目是“文学阅读的社会空间与当代精神发展的可能性”。对话主持人为北京大学中文系高远东教授。 一、“文学”在他那里，是“作为方法”的 高远东：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钱理群老师和洪子诚老师。他们都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退休教授，也都是我的老师，两位都是有精神追求和精神品格的学者。我个人认为钱老师是一个积极浪漫主义者，洪老师是一个消极浪漫主义者，所以今天两位学者的对话可能是偏于理想主义的，是历史和现实之间的一场有精神内涵的对话。 洪子诚：对话的题目是高远东老师拟的，这个题目对钱老师来说正好合适，这是他二三十年来思考、实践的核心问题。对我来说这个考题就有点难。我征求他们意见，同意我跑题，就从个人化的方面，也就是和钱老师的关系谈起。首先要感谢这次活动的主办方。我跟钱老师虽然是朋友，但见面机会不多。还没退休的时候，他属现代文学教研室，我是当代文学，活动不在一块儿。退休以后他搬到昌平那边，见面就更难了。有时候跟他的学生姚丹他们说，想办法制造一些机会，让我们见面聊聊天。但是想不起什么由头。和谢冕老师，会有一些诗歌问题商议，而且他是美食家，我跟着他学习食不厌精，知道有好的菜馆，就会拿这个作为由头聚会。可是这个对钱理群来说完全失效。几次和他一起吃过饭，问他菜做得怎么样？他总是一脸茫然：“今天吃的什么？”他是个纯粹精神性的人。我不一样，我会买菜做饭，在电视上看球赛，会无所事事发呆。钱老师不会家务，不听音乐，不购物，也不看足球，每天睁开眼就开始思考思想学术问题。所以今天要感谢主办方，距离上一次跟他见面已经快一年了。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把我们两个拉在一起？让我们对话的念头，其实十几年前就有了。北大中文系的王风老师就提议过，后来也有另外的学生提出，但是都没有实现。我想，可能是我们有一些共同点，但是也有许多的差别吧。差别在比较中，激起进一步的思考，将问题引至深入。 举一个例子，我们都是以文学研究作为专业的，但是接近文学、想象文学的方式，在起点上就不大相同。读钱老师自传性质的书，知道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文革”期间，他在贵州，和一些青年一起读鲁迅，从鲁迅那里寻找力量，寻找社会和自身的精神出路。“文学”在他那里，是向内，也是向外的：既与个人生命史，也和社会、人类问题的密切关联。我这里借用一种说法，就是说，“文学”在钱理群那里，是“作为方法”的。 “文革”与70年代我也读书。不过不是鲁迅，也不是“公共性”阅读。托尔斯泰、契诃夫，尤其是契诃夫的剧本，还有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罗亭》，手边纪德唯一的书《地粮》，曹禺的剧本，还有我当时能看到的“黄皮书”。曾花了不少时间读“聊斋”，惊叹的是那种简洁、传神的语言和叙述方式……相比起来，觉得在阅读上我和钱理群是两种境界。他是从文学介入社会现实，我是借文学逃避。这让我想起上海吴亮说的，大意是说70年代他的阅读，与其说是求知的饥渴，不如说是逃避的饥渴。“逃避”自然是消极的了，不过如果做点自我辩护，有时候也还有一点点积极的对抗的意义。逃避也是对另外的世界，另外的语言方式、情感方式，另外的生活方式的想象、期待。我们不是常说“上坡的路和下坡的路是同一条路”吗？可是，上坡的路跟下坡的路总归还不是同一条路。 刚才高远东说，钱理群是积极浪漫主义，我是消极浪漫主义。积极浪漫主义，就是堂吉诃德了。不仅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而且坚持在晦暗中寻找、发现光亮，始终不懈奋斗、争取。钱老师有一本书叫《丰富的痛苦》，讨论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这个论题来自屠格涅夫19世纪末的一次演说。钱老师有哈姆雷特的成分，但是性格、精神实质上属于堂吉诃德。毫无疑问，这是我们时代最可贵的品格。他既“撕裂美好憧憬所穿戴的面纱”，但也顽强地从晦暗不明中发现希望和光亮。至于说到我是“消极浪漫主义”，这对也不对：我确实比较消极，可是一点也不浪漫。高远东老师出的题目中，有一个是你认为现在是什么时代，大时代还是小时代。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大时代？大时代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就是我们平常过日子的时代……同样有许多问题，但也没有完全失去希望的时代。 二、知识分子介入现实的时候，很容易归结为立场、道德的表达 我要说的第三点，是我今天自拟的题目：“我是如何成为钱理群的同时代人的？”“同时代人”最近是个热门词，黄子平针对阿甘本的观点有精辟的论述。黄子平说，这个词起源于19世纪的俄国，那时俄国出现了一大批杰出作家艺术家，“同时代人”是经常使用的词汇。如果不把事情弄得太复杂的话，这里也可以用“同龄人”来取代，就是“我如何成为钱理群的同龄人”。 认识钱理群是1978年之后，那时我是教师，他则从贵州带着几十万字的鲁迅研究书稿，到北大报考王瑶先生的研究生。那是“文革”后第一次研究生考试，有七八百人报考北大中文系各专业的十几个硕士研究生名额。因为时代不断发生断裂，也因为个人如果不依附某一代际群体就难以获得讲述历史的资格，代际划分在这几十年，是流行的分析工具。在80年代以至90年代一段时间里，虽然没有明确的名目，我跟钱老师显然分属不同的“代”。在思想和学术上，他属于年青的，先锋探索的一代。当时这个“群体”(姑且这么说)，有黄子平、陈平原、赵园、季红真、吴福辉、王富仁他们，南方有陈思和、王晓明、南帆，蔡翔、夏中义，吴亮……他们最初的学术成果，通过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文艺探索书系”和浙江文艺出版社的“新人文丛”集结推出。“新人文丛”的“新人”，很切合他们当年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