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20世纪以来的人文学术思潮，命名为“××转向”者层出不穷。从“语言转向”到“话语转向”，从“葛兰西转向”到“福柯转向”，从“文化转向”到“技术转向”，现在又出现了从“视觉转向”到“听觉转向”的倡议。正如“图像转向”“视觉转向”成为视觉文化研究兴起的一面旗帜一样，“听觉转向”的提出也成为听觉文化研究在中国引起关注的一个重要表征。如果“转向”只是为了强调这一新的研究领域或新的研究视角的重要性的话，那我们可能并不需要特别在意。但如果将之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提出来，那就必须要仔细斟酌。正如“读图时代”来源于图书出版对图文类通俗学术读物“红风车漫画丛书”的营销策略、“视觉转向”只是当代文化上的一种新变(与“语言转向”并不处于同一逻辑层面)一样，①“听觉转向”的提法也同样亟待进一步厘清下面几个问题：听觉文化是从何处“转向”而来的？是从“视觉文化”转向“听觉文化”的吗？这一“转向”究竟是事实判断还是价值判断？“听觉转向”发生了还是正在发生抑或期望它早日发生？本文的写作即由此问题意识入手来展开：首先检讨一下近年来国内外有关“听觉转向”的学术话语，进而再来讨论“转向听觉文化”所可能展开的问题域。 一 中国路径：叙事学和文化研究中的“听觉转向” “听觉”研究在被命名为“听觉文化”之前，主要集中在音乐、影视和传播研究领域。其比较成熟的学科形态有“音乐美学”、“影视录音”和“播音主持”等。不过，中国的“听觉文化”以及“听觉转向”问题的提出却首先来自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领域内的学者。在中国学术语境中，听觉文化研究的兴起主要归功于以两位学者为中心的学术群体。一位是傅修延，另一位是王敦。 早在2007年，傅修延即在《江西社会科学》开辟“叙事学研究专栏”，并于2007年第3期推出一组文章“音乐与叙事”，发表了美国弗雷德·伊夫莱特·莫斯的《古典器乐作品与叙事》、罗亚尔·S.布朗的《音乐与电影叙事》两篇文章；从2013年起，傅修延的叙事学研究明显出现了“听觉转向”，继《听觉叙事初探》(《江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之后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发表10余篇专题论文，阐发听觉叙事思想。傅修延对“听觉转向”的阐发主要有两层意思。其一，“听觉叙事”“听觉空间”“听觉转向”这些命题的提出来自对当代文化中“视听失衡现象”的忧虑与反抗，是“视觉文化的过度膨胀对其他感觉方式构成了严重的挤压，眼睛似乎成了人类唯一拥有的感觉器官”。②因此，对“听觉转向”的倡导意味着对“非视觉”或者“视觉之外”的人类感官的重新重视。不过，这一判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证：“视觉文化的过度膨胀”只是凭借日常生活经验做出的判断，是否是真实的当代文化现象学有待进一步的明确。人的生理感官结构决定了不同感官接收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是不均衡的。一个正常人每天所获得的各种信息中，80%以上的来自视觉，20%的来自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因此，视觉技术和装置在当代的媒介文化生态中成为主导性的信息处理和传播的媒介也是顺理成章的。我们不能因此而得出结论，视觉的支配性地位是“视觉文化过度膨胀”的结果；同样，“视听失衡现象”也是客观事实，这一失衡早在人类进入书写和印刷文明之后就已经开始了，基于口头文化的“听觉优先权”能否、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更大的权重，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其二，傅修延提出的“‘听觉转向’并非单纯的‘听觉文化转向’，而更多指的是叙事研究中的听觉维度”。③正因为如此，傅修延在文中所提到的“听觉转向”在文学研究中的表现，主要是“与听觉感知相关的学术成果不断增多”④。在傅修延的听觉叙事研究中，对“听觉”的重视不仅仅是相对于“视觉霸权”而言的，更重要的是在中西叙事传统的比较中发现“视觉”和“听觉”正好可以用来区别中西不同的叙事传统。傅修延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对听觉情有独钟，‘听’在汉语中往往指包括各种感觉在内的全身心反应”，并形成了“听觉传统作用下中国古代叙事的表述特征”⑤。与之相反，西方的叙事则更多建立在“视觉”的基础之上，并由此发展出风格迥异的叙事传统来。不仅如此，在2014年的“叙事的符号与符号的叙事”研讨会上，听觉叙事研究成为重要议题之一；2015年的“听觉与文化”学术研讨会则直接正视读图时代的局限，在批判“图像至上主义”的同时，还强调要“建设一套自成体系的听觉文化理论”，并以此来“摆脱‘视觉文化理论’的窠臼”⑥。 如果说，傅修延着力于以中国的听觉叙事传统来推动听觉文化研究的拓展的话，那么王敦则是从西方声音或听觉研究的理论维度来为听觉文化的研究鼓与呼。王敦在国内发表的关于听觉文化的文章最早大约在2010年。在他看来，“只有了解了以‘听觉转向’为标志的研究维度之后，才有希望比较全面地说清当今我国美学文艺学所关注的都市文化、日常审美化、生活论美学、生态论美学等问题”⑦。王敦对听觉文化的倡导是建立在与视觉文化的比较基础之上的，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其一是作为当代文化的共在性。“如果在‘景观社会’、‘拟像’里面只看到‘视觉文化’而忽略听觉手段、技术和效果的文化意义，对当代人‘诗意栖居’问题的考察就只能是片面的。”⑧“不论是回溯历史上的审美经验，还是解读当下的都市文化，都应当‘耳聪’加‘目明’。”⑨其二是在“范式类比”的意义上强调听觉文化研究对视觉文化研究的借鉴。“大致来讲，在听觉文化研究里分清楚‘听觉’与‘声音’，就如同在视觉文化研究里分清楚‘视觉’与‘图像’。”⑩其三就是“听觉转向”。他尖锐地批评说：“‘读图时代’的文化研究者对听觉却常‘视而不见’。近年来，国外人文社科界对‘聋子’式的文化研究发出质疑，开始了继‘视觉转向’之后的又一次‘听觉转向’。”不过，在王敦那里，“听觉文化研究者们并不是要借这一‘转向’来让‘耳朵’发难‘眼睛’的话语地位，而是要借听觉话语来‘中和’读图时代所衍生的视觉话语泡沫，达成对感官文化的整体均衡思考”。(11)也就是说，如果有“听觉转向”，也并非“从视觉文化转向听觉文化”。无论是对雷蒙德·默里·谢拂(Raymond Murray Schafer)的“声音景观”和“听觉生态”理论的介绍，还是对阿兰·柯尔本(Alain Corbin)的“听觉文化史”的诠释，抑或对艾糊·汤普森(Emily Thompson)现代声音技术史的梳理，均没有任何一种研究是在将听觉文化与视觉文化相对立的前提下展开的。周志强成为王敦在听觉文化研究方面最为有力的推动者，并在2017年组织召开了首届国际听觉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不过，两人的关注重心并不完全一致。周志强更强调“声音政治批评”而非“听觉文化研究”，强调的是即使是“声音文化”自身也会因为“声音的拜物教”而出现“听觉中心主义”的问题。(12) 由上述分析可见，无论是傅修延还是王敦，“听觉转向”一词更多地侧重于对声音美学或听觉文化研究重要性的强调，而非一个严格而准确的学术话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