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日期：2018-03-12 DOI：10.11821/dlyj201806007 1 引言 记忆是阐释空间和地方性意义的组成部分，并对地方的认同产生重要影响[1]。记忆和乡愁所依附的城乡空间，是其赖以延续和发展的物质载体[2]。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乡村地区的发展深受周边邻近城市建设的影响，乡村的人地关系随之发生变迁，最终导致乡村文化的日益衰退和乡村记忆的日渐模糊。一个地方如果没有了记忆，也就没有了文化的根源和变迁的脉络。在新型城镇化战略引导下，建设重点从城市转向镇村，不同类型乡村地区的文化保护和利用需要不同的途径。作为一种重要旅游地类型的乡村地区，乡村文化就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根基和特色所在，文化的兴衰、传承及挽救等历史重任已迫在眉睫。因此，基于记忆视角下研究乡村旅游地的文化保护、恢复与重构已成为当下学界及社会各界的关注焦点。回顾有关记忆理论的发展，从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具有社会建构的集体记忆，康纳顿通过体化实践来传递记忆的社会记忆，再到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均以集体记忆为奠基石，从具体的群体层面逐步扩展至文化范畴，使得记忆不会随着参与代际交流群体的消失而消亡。其中，文化记忆作为对集体记忆的不断深化和细化，是从集体记忆的具体事件中进一步凝练而来，通过规范性和秩序性表达了记忆的跨代际延续和共享的可能性，成为一个国家或地方或种族等群体成员需要共同遵循的准则，从而更加体现了记忆的文化属性。不同地方有各自不同的记忆，乡村也不例外，通过乡村文化记忆形成的过程可以更清楚地了解乡村文化的特征与变迁，解读乡村社会的演变，成为新型城镇化语境中研究旅游型乡村文化的重要概念和新视角。 时至今日，国内外有关记忆、旅游及乡村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围绕集体记忆研究旅游与记忆的关系，表现为旅游是唤醒记忆的主要动机。Maccannell运用记忆符号系统思想，阐释旅游吸引物的标志(符号)、景象(被符号化意义)、游客(解读者)构成，认为旅游过程能唤起往事记忆形成集体回忆[3]。有些学者将集体记忆作为旅游目的地的核心吸引物或旅游动机，认为记忆场所能够在旅游中起到文化认同与重建的目的[4]。Seaton研究了滑铁卢为吸引游客恢复和重构战地景观及集体记忆的途径[5]。Lloyd等关注战争纪念物的游客类型，认为朝圣者是战后记忆载体建设的主要受众[6，7]。Dydia以美国加利福尼亚南部根据著名小说雷蒙娜建设的各类旅游景点为例，研究了虚构的集体记忆[8]。Winter认为旅游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集体记忆的选择、解读和重构，每个游客都可以建构和影响群体关于景观的解读[9]。Sabine研究了迪士尼乐园的游客群体，认为儿时美好的集体记忆是此类旅游的动机，主题乐园有利于唤起游客儿时快乐记忆[10]。此外，基于文化记忆视角下的旅游研究成果较少，部分学者通过对思乡旅游者旅游报告的内容分析，认为旅游可视为记忆过程的延伸[11]，同时认为当代旅游媒介在旅游推广中具有身份认同的作用[12]。二是，围绕乡愁(怀旧)旅游的研究成果包括乡愁(怀旧)旅游动机及怀旧倾向测量[13-15]、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是乡愁旅游现象背后的驱动力[16]等。Sabine Marschall针对旅游与记忆之间关系开展了系统研究[17]，认为记忆是选择旅游目的地的一个关键因素，它会影响到目的地的旅游体验，以及旅行后通过叙述、摄影和记忆物品等与他人分享的经验，二者均与身份形成的过程相关联，不仅是回忆与快乐记忆有关的地方，还包括回到个人创伤和痛苦寻求疗愈的地方。三是，国内学者多以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研究为主，但数量有限。程豪等基于社会记忆理论探讨了旅游和淮南煤炭记忆的关系[18]。李彦辉等以黄埔军校旧址参观为例，研究了游客对地方历史的集体记忆及国家认同[19]。唐弘久等以九寨沟为例，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了旅游地居民对“5·12”大地震集体记忆的信息建构可以从社会交流、媒体宣传、生活场景、事件记载等4个维度进行测量[20]。徐克帅基于符号系统和社会记忆建构过程理论，建构了红色旅游目的地记忆符号系统的理论框架，通过基于社会现实的神圣性体验形塑红色记忆，从而构建其社会身份认同[21]。此外，有些学者围绕旅游型乡村的文化与记忆研究聚焦于乡村文化表达[22]、影响[23]与认同[24]。传统村落的集体记忆[25]以及在旅游场域下基于地方节日的文化重构[26]。 从上述研究成果来看，围绕集体记忆展开并逐步形成了个人或集体记忆与旅游呈现互动影响的共识，不仅体现了记忆对旅游的促进作用，也反映出旅游对记忆的唤醒、加深和延续的功能。记忆能够作为旅游地文化与认同、旅游景观建设和旅游者行为等研究的重要突破口。作为研究对象的城市始终是关注的热点，围绕城市文化保护发展以及城市记忆的研究成果颇丰，但作为乡村地区的记忆研究相对匮乏。乡村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和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村旅游的灵魂[27]，旅游可以成为唤醒乡村记忆、传承乡村文化和铭记乡愁的重要载体。那么，选择在何种记忆的视角开展有关乡村文化与记忆的研究？在形成过程中的关系如何彼此影响和建构？传承过程的载体又是什么，空间特征怎样？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鉴于此，以文化记忆理论为指导分析乡村文化记忆的构成、时空表达和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首先在界定乡村文化记忆、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等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乡村文化记忆及其映射空间的识别与分类方案。选取苏州市金庭镇作为典型案例地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度量地理空间分布判读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的时空格局，并探讨文化记忆形成过程的影响因素，以期对了解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的内涵、类型及格局等基础性问题提供参考，为乡村文化的展示、延续和重构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案例区概况 苏州金庭镇，古时称为包山、西洞庭、林屋山，是坐落于太湖东南部的一个岛屿。其主峰缥缈峰，海拔336.6 m，为太湖七十二峰之首。距离苏州古城区45 km，镇域陆地总面积82.36
，范围内拥有古村、古街、古宅、古桥、古巷、古寺、民俗等历史遗存和文化传统(图1)。1985年4月，金庭镇的旅游业发展正式拉开序幕，从此成为太湖旅游的重要目的地。在旅游引导下部分历史文化资源逐步转变成旅游景区、景点向游人开放，众多的古村落也得到了相应的保护和发展。 选取此案例地的理由如下：①该镇于1983年被批准为国家级太湖风景名胜区之西山景区，1992年又成为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重要组成部分，兼顾了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双重作用；②2001年被公布为江苏省第二批历史文化名镇，明月湾村和东村分别成为第三批、第六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还拥有植里、涵村、堂里、甪里、东西蔡村、后埠等古村落，历史文化遗存数量众多、类型丰富、保存较好，可以充分展示该地乡村文化记忆的印迹。③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该地发展中基本保持了地域单元的相对稳定性和完整性，避免了行政区划的变迁产生的影响。在文化上属于江南文化区中太湖水乡文化区之苏南浙北文化亚区，是吴越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汇之地[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