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8)06-0079-07 作为过去经验在人脑中的反映，“记忆”凭其积淀的浅层亦或深层的经验储备不断塑造着人类心态及精神气质。同时借助鲜活的感官数据和功能性知识支撑，记忆以“过去”消融了“未来”造成的不安紧张，并以此为文化的流变更新提供可能性条件。可以说，“文化动力的神秘之处及其核心就是记忆。”①毋庸讳言，记忆不仅铸就了人类的心灵习性，而且提供了意识形态构造的崭新视角，在人类生活的文化定向中，记忆作为一种强大的文化要素承载着知识生产的逻辑原点。然而，当记忆在加强时间因素的时候，其内在持久力在抵抗时间侵蚀过程中遭受了削弱。遗忘、断裂、损毁等遮蔽记忆完整性的阻碍因素也就来到了前台，导致记忆的重新配置。质而言之，记忆在剧烈的不确定性当中开启了自身指向的多种可能性。这也就意味着记忆作为知识生产的过程，其富于活力和生产性的发展都来自它不断开放以及不断重建的特征。在由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化条件下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象征所定义的新环境里，既有的经济现实、政治状况、思想立场无一不渗透进记忆的缔造之中。记忆不再局限于心理学范畴，而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同植根于人类日常生活的经验世界交叠在了一起，并且被引入到对文化观念和思想话语的探讨之中。 当全球化浪潮作为一种解放力量实现了社会经济的普遍进步，并引发人类生活世界的扩张时，一种新的占据空间的方式无疑正在孕育之中：地方性突破升级为一种大规模都市化的普遍浪潮，由此催生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城市。城市作为人类历史和文化记忆持久性延续的重要载体，对于空间生产的研究应当置于城市文化记忆的构成语境之下。同时，这种“持久性”亦使社会空间中的规范、价值及其对意义和重要性的决定作用深入到人类最为私密的经验之中，使建基于个体意识机能基础上的记忆具备社会属性。这种记忆塑造着我们所能够理解的历史和现实，也提供了我们反观自身和世界的崭新视角。在此意义上，“记忆不仅仅是工具，也不仅仅是过程，它本身也可以成为舞台，甚至构成一种创造历史的力量”。②诉诸人类记忆与社会空间渗透互融的观照，不仅可以探赜到个体或群体内心对于城市空间的心理体验和文化想象，而且有助于揭示城市发展史及其空间表现形态中蕴藉的文化认知功能。 一、城市空间起源：记忆艺术与死者纪念 为了深刻把握城市发展脉络，有必要将这一探究活动延伸至城市隐喻性象征体系的各个方面，从深层的文化记忆视角中感知城市空间变迁的表达方式。“文化记忆”由德国学者扬·阿斯曼③于20世纪90年代首次提出，它主要以记忆作为思索文化传承的切入点，从而借此契机探赜社会构成和文化变迁的规律。文化记忆与文明演进交融互构，只有当城市或国家形成之时，文化记忆才得以呈现。同样，文化记忆在历史长河中的持续变迁亦生动印证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是一个集体概念，它指所有通过一个社会的互动框架指导行为和经验的知识，都是在反复进行的社会实践中一代代地获得的知识。”④事实上，城市的产生有其自身历史谱系，具有主观精神因素和客观生产力因素共同关联的价值体系和发展动力，正如英国地理学家阿兰·R.H.贝克所说：“往日景观的形成与意义，反映与建构了人们工作与生活于其中并加以创造、经历与表现的社会。但就其留存(或通过留存)至今而言，往日景观作为文化记忆与特性的组成部分之一，具有延续的意义。”⑤更多有关城市起源问题的分析模式仍然受到某种历史学“客观性”或普遍有效性等意识形态和方法论的阻碍，一种历史学的视角促使学界将城市起源问题统摄于早期城市遗迹的总体性研究之中。在这一过程中，历史思维获得了学术界充分的话语地位。然而后现代主义却极力否认客观性这一主张，尽管历史研究自有其方法的合理性，但在朝向历史研究以外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复杂性等探讨方面，这种历史化趋向的理论方法却限制了重申现实的内在差异性。当意识到记忆的非专业性因素在更为多元、更为民主的人类生活领域内所展现的作用之后，发生在人文学科内部的思想论争也因这种新的意识而被扩大了。以文化记忆为参照框架去描绘城市空间形式的建构过程，有利于拓展城市在当下社会交往和传承中所发挥的积极意义。 对于城市空间起源问题的理解和讨论，有必要摆脱考古学某些机械而单一的认识论模式，应当在最精深的文化层面耙梳贯穿城市发展的可理解性原则，使这些文化要素和维度获得在认知空间和表征空间中的实际作用。城市空间现象的萌发与原始初民传统的心理诉求、习俗的心照不宣和传承的往复循环休戚相关。由古至今，人类作为灵长类动物进化的高级产物有诸多契合动物性的行为表现方式，在所有社会现象中，个人的生理学现象成为人类原始本能的彰显。但是，即便处于人类文化的最低阶段也会比动物所获得的某些技能繁冗的多。这里需要提供的是有关人类思想或信仰的解释，其中比较典型的表现就属人类在涉及“生命”问题上所建立的某种经验性文化形态。自原始社会伊始，对死亡的思考就始终萦绕人类左右，但由于社会发展水平和思维逻辑的局限性，关于死亡现象的考量还不足以深刻地融汇到理论反思和文化解读的论域之内，这亦成就了将死亡观理解囿于非自然化宗教神话范畴的策源背景。原始宗教内死者纪念产生的原因，最主要是为了在低级文化阶段对抗自然环境随时萌发的无秩序性。随着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开始活跃，社会力和自然力的角逐开始出现一种制衡点。恩斯特·卡西尔由是言之：“对生命的不可毁灭的统一行动感情是如此强烈如此不可动摇，以致到了否定和蔑视死亡这个事实的地步。在原始思维中，死亡绝没有被看成是服从一般法则的一种自然现象。”⑥对死亡现象的疑惑和对逝者的敬畏构成原始初民死者纪念时间性或阶段性的标志前缀。“万物有灵论”作为原始部族人们对灵魂和神灵的普遍信仰，使他们坚信人的生命在时空中根本不存在确定的界限，因此，生者最高宗教任务之一便是在家族成员过世之后选择固定地点厚葬死者，并定期返回安葬地告慰死者灵魂，所以围绕墓穴或者坟冢周围集结而成的原始聚落成为首批人类固定的居住地。考古发现证实，居住聚落的形成蕴藉着丰富的宗教内涵，共同的祭祀礼俗与宗教信仰，将原始先民定期或永久性地聚集在一起。⑦例如，近年我国东北兴安岭嘎仙所发现的石屋，以及在蒙古国境内所发现的阿尔泰山北曾赫尔洞窟，均是远古人类的祭祀圣地和固定居住地。⑧以其为中心举行的崇拜祭祀活动在当时具有强大的宗教感召力和震慑力，属远古社会基于“仪式性关联”建构起来的空间场域。直至现代，蒙古民族中还有一个小部落仍旧保留对洞窟崇拜、祭祀的遗俗。另外，法国南部地区的阿里埃日的“三兄弟岩洞”内就保留了一幅身披鹿皮，头戴鹿角的男巫壁画。据《英国民俗》记载，由这样的男巫举行的祭礼直到公元7世纪依然存在。⑨这些岩洞是社会性和宗教性融为一体的符号和象征，可以认为它们的存在亦是空间建筑概念出现的表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