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牺牲者和失败者是在其相互关联中确定自己的身份的，但分辨加害者和牺牲者却需要外在的代理人。①一般而言，这意味着第三方必须补充到牺牲者和加害者这对范畴中，第三方对暴力行为做出评价，并承担分辨牺牲者和加害者角色的责任。 过去二三十年中，牺牲者赢得了更多的关注。同一个时期，见证者的角色也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是我们离开牺牲者就不能理解见证者(反之亦然)的原因。 四种基本的见证者类型 1、司法见证者 见证的意义依据机构化背景而变化。法庭是一个公共舞台，在这个舞台上，牺牲者/原告和加害者/被告的划分通过起诉者/辩护者的方式得到加强，并在法官的主持下形成了三人组合的形式。在这个语境下，见证者就是在犯罪现场——通过目击或者听闻某些事情——的他或她。他或她对于事件的感知被作为证据带到法庭上以支持法官的判决。这使得下面这点显得非常清楚：目击者只具有次要的功能，因为他或她的作用在于支持法庭审判的进展。这样描述的法庭上的见证行为，包含了四个重要的条件：(1)见证者对于原告和被告的不偏不倚立场；(2)对于犯罪现场的直接感知；(3)对于自己感知到的事情的准确记忆；(4)致力于还原真相 但在法庭之外，见证者也扮演一种角色。比如在签署契约的例子中，他或她作为独立的第三者保证契约及其签署过程的合法性。正如语言学家Emile Benveniste指出的，在这种情况下，见证者作为第三方加入进来。Benveniste通过下面的方式阐明了见证者的概念：“从词源学角度说，testis(拉丁语，见证者)是这样的人，他作为两个人之间的交易中的第三者而出现。”他或她所见证的行为，在此后的情境中更可能会成为他或她的证词的对象。 2、历史见证者 在希腊悲剧中，历史见证者常常被人格化为信使，他被召唤传达一个可怕的事件。他是灾难现场和遥远的未知之地(the site of distant unknowing)之间的连接点。为了强化其陈述的可靠性，信使报告的真实可靠性的典型公式如下：我没有增删或改变任何东西。在这种情况下，见证者的证词不只是一个通知(公告)，而且是一种以本真化、权威化的陈述形式出现的言说行为。尽管在法庭环境下见证者只是被整合进了一个更大的决定真相的过程；但信使报信本质上更是一种在没有报纸、报道、图像和新闻频道的情况下交流、传播重大突发事件的事务，作为信使的见证者常常就是一个幸存者，是唯一的逃生者，因此能够传达和报道外面世界的大灾难。通过这种方式，幸存这个事实和报道事件的迫切需要这两者是紧密联系的。 更通常的情况下，历史见证者是这样的人，他们借助其接近重要事件这个优势向外边的世界传达了他或她对事件的感知。正如司法见证者的证词把证据带入法庭，历史见证者的证词则在历史重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或者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历史见证者的地位具有高度的争议性，特别是在专业化的历史书写领域。 在口述史这个出现于1960年代的历史研究的分支中，作为对于一个特定时代的见证，目击者获得了新的重要性。历史研究中这个新的国际化的方向，通过把经验性的维度以及“自下而上”的维度引入历史书写，丰富了我们关于历史事件的知识。然而，被经验到的和被记住的东西不能简单地、不加质疑地被当成历史资料。因此，历史学家已经发展出了对口述资料的评价标准，或者将更加接近事件发生时间的证词与那些更加远离事件时间的证词加以区分比如，1946年以前记录的关于大屠杀的证词就被区分于大屠杀过去50年后记录的证词。它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加以分类。 3、宗教见证者 虽然拉丁语见证者涉及司法语境，但是希腊语martys(有牺牲者、殉道者和见证者几重含义)则指向宗教语境。希腊语的见证者一词不再指一个不偏不倚的或幸存的观察者，而是暴力二元(受害者和施害者)关系中的卷入者。这里，牺牲者和见证者两种角色相互缠绕。与纯粹被动的牺牲者不同，宗教见证者是积极主动的。这个见证者(martys)是杀死他或她的政治暴力的牺牲者，但同时他或她能够战胜它。在“死于……”已经被转译为“为……而死”的意义上，martys(见证者/牺牲者)超越了迫害他/她的暴力。在死亡面前和通过死亡而发出的信息，是对于至上的、更有力的上帝的承认。见证(martyrion)这个词意味着“对于一个人的牺牲的纪念性解释。”在这个意义上，见证还不是完全由暴力引发的死亡构成。见证者/牺牲者的报告剥夺了权力的执行权威对暴力事件的界定能力，因为它把身体死亡中的极度无权的一刻解释为一个见证行动，这种行动大大超越了死亡。政治劣势(即牺牲者/见证者在政治迫害事件中的弱小)向宗教—道德优势的这种根本倒转，创伤向凯旋的这种根本倒转，还要求一种双重见证第一重见证是通过死去的见证者/牺牲者(martys)的见证，而另一重见证则是通过对于见证者/牺牲者(martys)的后继见证。由于殉道者(martys)带着自己公开发布的证词死去了，因此也就不能保证这个行动能够获得持久意义，因此，作为殉道者的见证者(witness-as-martys)要求第二个见证者，他将能够见证他或她的死亡，把他或她界定为一个牺牲者(scarification)，把他/她的经历作为充满意义的证词传递下去。这种把政治劣势转化为宗教优势的证词，绝不可能是不偏不倚的：它是卓越的宗教虔诚行为。耶稣基督的牺牲就是属于这种类型，被天主教教会经典化为圣者(saints)的那些被谋杀的牺牲者也是如此。这些次级的证词绝不仅仅是见证/牺牲的附带现象，首先且最重要的是，它们解释了宗教信息，献身于书写，并把它阐释为一个奠基故事，宗教共同体就建立在这个故事基础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