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18)04-0125-17 二战结束后，随着冷战的爆发，美日构筑了特殊的同盟关系，日本成为美国在亚洲对抗“共产主义威胁”的重要“桥头堡”。冷战结束后，基于对离岸平衡战略的路径依赖以及对中国崛起的恐慌，美日延续了冷战时期形成的同盟关系。学界通常更强调美日同盟在地缘上的明确“分工”，研究分析多围绕美国对华政策和全球战略的单一需要①，这就忽视了美日两国在美国离岸平衡战略中的一致性和互惠性以及日本的主动性。近年来，美日两国在离岸平衡战略方面动作频繁，加强了多个离岸平衡点的遴选与平衡强度，其整体性的离岸平衡战略日趋成熟。无论是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还是安倍政府的“印太战略”，其实质都是在美日同盟的基础上，利用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利益摩擦与历史纠葛，打造围堵中国的全链条。 中国被美日视为正在崛起的有力竞争对手，制衡中国发展日渐成为美日双方共同的战略目标。美国受地理条件制约，日本受综合国力和“和平宪法”限制，两国各自实施对华战略都存在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问题。为此，双方在巩固同盟关系前提下，围绕中国的地缘环境共同实施离岸平衡战略。本文拟从离岸平衡点遴选与平衡强度的角度入手，分析美日同盟对中国采取的离岸平衡战略。特别是特朗普执政后，美国的亚太战略发生了重要调整，本文将着重评估新的美日离岸平衡战略对中国周边安全以及“一带一路”倡议造成的影响。 一、美国离岸平衡战略支点的选用及历史演变 离岸平衡是进攻性现实主义提出的一个概念，其核心是无论何时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出现在东北亚和欧洲的任何地区，美国都会去设法平衡之并维持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地区霸权国家的地位。②美日同盟作为美国在冷战时期实施离岸平衡战略的重要工具和载体，曾发挥了巨大作用。为了应对中国的不断崛起，美日两国重新激活钓鱼岛这个重要的平衡点，试图牵制中国，但是该战略的成效在不断减弱。 (一)离岸平衡战略的提出 冷战后，国际关系理论出现了新的发展，其中依托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衍生而成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流派异军突起，其代表性人物是约翰·米尔斯海默，他在成名作《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提出了重要概念——“离岸平衡手”③。但是考虑到全球霸权的高昂成本，除了迫不得已的直接介入，霸权国家必须通过扶助一个地区性大国来遏制潜在的崛起对手，一方面可以达到既定的战略目标，另一方面可以减轻甚至推卸自身的责任。就美国的地缘战略位置而言，“离岸平衡”战略可谓是“量身定做”，因为美国周边无强邻，全球热点地区和可能的竞争对手都被太平洋和大西洋隔开。而被美国赋予区域平衡任务的国家往往需要具备较强的综合国力，同时与崛起中的大国处于同一地理区域。最为重要的是，充当美国地区“平衡手”的国家必须有强烈的遏制周边国家崛起的意愿，本能地排斥所在区域的安全与经济合作。冷战后历经波折的中日关系使美国看到了日本充当亚太区域离岸“平衡手”的价值。 面对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和全球影响力的扩大，美国出于离岸平衡的考量，与日本一起对中国实施遏制战略。傅高义指出：“从日本的近代历史可以看到，谁最强，它就适应谁。”④因此，日本基于成为“正常国家”甚至东亚区域次主导者的战略抉择，适时替美国分担了亚太离岸“平衡手”的主要责任，特朗普上台后尤能体现这一点。 (二)美日同盟的重塑与离岸平衡回顾 二战后，美日同盟一直在美国全球战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同美英同盟在大西洋区域一样，美日同盟在美国亚太战略中被赋予了重要的战略使命。就美日关系而言，二战后，由于历史渊源，美国虽然鼓励日本在亚太地区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对日本在东亚的所作所为仍然有戒备和牵制的一面。乔治·华盛顿大学亚洲研究所前所长莫奇斯基就认为美国的政治精英基本否定日本基于靖国神社的史观⑤，而日本民众至今仍然抱有“广岛情结”，所以美日合作的前提在于美国必须居于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并且美国对日本一直存在防范心理。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期间阐述了美国政府处理台湾问题的基本原则，其中尤其强调“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劝阻日本，使其不进入台湾，也不鼓励日本支持‘台独’”⑥。 冷战结束后，美日两国迫切需要重新定义同盟关系。海湾战争虽然为日本对美国的军事支持提供了最佳借口，但是美国对日本在其对外战略中的角色定位仍不明确。美国对日本的经济腾飞记忆犹新，继续采取了戒备和打压的策略。但是中国的崛起，为重塑美日同盟提供了外部诱因。1996年由克林顿政府与桥本龙太郎政府共同制定的《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对美日同盟进行了“再定义”，双方认为冷战结束后维持并加强美日同盟关系在实现亚太地区稳定方面不可缺少。之后，两国又于1997年9月出台了修订后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此前，面对苏联威胁，美日安保体制以对日本“本土防卫”为主，而将中国作为假想敌之后的“防卫范围”就转为“周边有事”，这是苏联解体后美日同盟正式结束“漂流”状态、转而针对中国的开始。之后，在美日双边文件中，有关美日同盟作为亚太地区安全的“基石”“核心”“支柱”等定性词语不断出现，日本成为美国在亚太区域最重要的安全倚重伙伴，并且有望在美日联合遏制中国的背景下获得“美国特批”的东亚次主导权。这导致了日本宪法第九条被架空，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这些都是加强美日同盟后日本的内在战略诉求。近年来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使美日同盟的聚焦性进一步提升。奥巴马执政期间积极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美日同盟便是美国重返亚太地区的主要依托。总的来说，让日本在政治上摆脱“自我限制”、在强化军事实力的基础上持续扩大安全防卫作用范围，是近年来美国对日政策的总体趋向。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