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8)07-0092-30 一、问题的提出：未被正视的“三个意象”和未被理解的福利国家 本文旨在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阐明国际战争中的军事动员如何影响个体的再分配偏好并塑造以收入再分配为核心的福利国家，从而展示国际—国家—个体这三个意象间的纠缠互动对重大历史进程的形塑。三个意象的概念最早由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在其名著《人、国家和战争》中提出①，它既是在具体的实质理论(substantial theory)层次解释战争爆发的三类原因，又是在抽象的理论化(abstract theorization)层面观察政治现象的三个维度。这一概念的持久影响力在于：前者激发了对国际关系学科中结构现实主义(structural realism)的论证、反思和批判②；后者作为政治科学分析的基础视角，更是启发了过去60年间的众多研究议程，形成了层次分析法③，开启了对政治现象进行跨层次分析的不同模式。④ 本文追随的正是后一支研究传统，即从三个意象的视角去观察政治现象。具体而言，本文跟随了彼得·古勒维奇(Peter Gourevitch)开创的路径，将第二意象进行反转，以国际政治因素(国家间战争)来解释国内政治的变迁(福利国家的发展)。⑤这一“反转的第二意象”的路径于古勒维奇之后在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均获得极大发展。理论上，后续研究细化了国际政治影响国内政治的具体机制。这一部分文献可分为两类：第一类解释国际政治直接影响国内政治的机制⑥，第二类关注影响过程中的干预变量。⑦在实证研究方面，反转的第二意象的思路被用于解释众多主题。自变量一般是国际制度⑧、全球化⑨、外部威胁与国家间冲突等⑩，因变量包括国内的选举政治(11)、民主化(12)、族群冲突与内战等。(13) 虽然古勒维奇开启的研究路径成果丰硕，但却存在以下重要不足：反转的第二意象大多关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较少对个体层次做全面考虑，从而在理论构建和实证研究上都缺乏微观基础(micro-foundation)。所谓微观基础，指的是政治现象在个体层次上的因果传导机制。在过去的20年间，对微观基础的识别和强调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学和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共同诉求和趋势。(14)然而，当前遵循反转的第二意象思路的文献虽然关注国际因素如何影响国内政治，但是却对这种影响之所以能成立所必需的微观因果机制着墨较少。在这类文献中，个体层面的微观因果机制不是被置于理论假设之中，就是被直接忽略，殊少明确的理论阐释，更缺乏相应的实证检验。 这种对微观基础的忽视其实也是当前层次分析法的一种缺陷。虽然在相关文献中，对干预变量的研究不乏对国际和国内两个宏观层面如何与微观个体互动的思考，但这些探讨大多将个体理解为决策者。这种处理虽然符合华尔兹最初对个体的设想，但却极大限制了层次分析法的解释力。这是因为将个体理解为决策者虽然方便解释主要受高层政治行为者的策略和决定影响的政治行为(如外交政策)，但却难以解释很多并不由决策者完全掌控、主要受拥有具体偏好的公民个体的集体行动影响的政治现象(如制度变迁)。因此，要想理解后一类问题，我们必须放弃仅仅将个体理解为决策者的狭隘视角，将视野转向社会中的普通个人。然而遗憾的是，在当前文献中这种转向还尚未出现，大多是将作为独立干预变量或自变量的微观基础等同于广泛意义上的因果作用机制。(15) 本文希望通过一个具体研究展示如何将微观因果机制引入对国际因素影响国内政治的研究，超越现有对反转的第二意象的分析，并凭借将微观基础中的个体延伸理解为社会中的普通个人，扩展对层次分析法的运用。换言之，本文希望对反转的第二意象和层次分析法这两类研究做出理论上的修正和贡献。 为此，本文选择福利国家的发展历史作为研究对象。这是因为福利国家历经兴衰的两百年正是国际战争、工业化和民主化等国际和国内历史进程展开的时期。对福利国家发展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了解三个意象如何互动的绝佳视角。如果跟随社会学经典文献(16)，认为福利国家的本质是由社会中下层阶级推动的收入再分配(17)，那么我们可以用累进所得税的边际税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再分配力度，从而刻画福利国家的发展情况。图1展示了19个西方主要国家针对最高一档收入的平均边际税率自1800年以来的历史变迁。(18) 将图1中福利国家的兴衰与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归纳的国际体系和战争年份联系起来(20)，就会观察到一个重要但迄今尚未有人注意的现象：福利国家总是在国家间战争频繁的不平衡的多极时期扩张，而在和平成为国际关系主流的平衡多极或两极时期停滞甚至衰退。如表1所示，在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称为“百年和平”的19世纪(1815-1902年)(21)和以“繁荣的二十年代”闻名的两战之间(1919-1938年)，国际体系以平衡多极为特征。在均势的作用下，西方主要国家间交战的年份占上述时期的比重不到1/5。在上述时期，西方福利国家的再分配力度增长缓慢，累进所得税的边际税率的年均增幅仅有0.09%。与之类似，在国际体系呈现均势、战争年份占比仅有2.2%的两极对峙的冷战时期(1945-1990年)，西方福利国家的再分配力度则以年均0.46%的速率降低。相反，在新兴强权崛起、均势遭到挑战的拿破仑帝国(1793-1815年)、德意志帝国(1903-1918年)和德意志第三帝国(1939-1945年)这三个不平衡的多极时期，战争年份占比高达79.5%，同时福利国家用以实现收入再分配的累进所得税的税率也以年均1.1%的速度高速增长，是平衡多极时期的12倍。
